我不是潘金莲

（★★★☆）
《我不是潘金莲》确实是《天下无贼》之后冯小刚导演最好的作品，《非诚勿扰》和《私人定制》系列我认为都很不好，特别是后者。但我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也不认为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故事比较小，拍得很克制，感觉上有一点点张艺谋早期作品风格，但骨子里还是很冯小刚。范冰冰演得不错，很认真很投入，不过也没好到要大书一笔的地步，没有超越巩俐在《秋菊打官司》里的表演，还是痕迹较重。一众官员配角的表现是真正亮眼之处，张译大鹏等都非常有戏。

方圆的画幅也确实有新意，音乐与画面配合得很恰当，这种尝试值得尊重。

说说问题吧。

首先，故事层面比较孱弱，缺乏真正值得挖掘的内核，导致批判讽刺力度实际很弱，流于表面。小说我没看过，据说刘震云是根据一则新闻得到的灵感。从电影看，就觉得故事不够真切，有种“市井传奇”感：我们看不到上访如何深刻、强力地改变了女主角李雪莲的生活，她是如何被这件事彻底改变的——尽管台词中说到她无心打理自己的小饭馆，我们看到的画面却是她始终在饭馆里忙忙碌碌。

这是一个“无人犯错”的故事：李雪莲被丈夫辜负，但它还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官员们并未把她当回事是因为觉得事情太小太“家庭化”，很难把她和小白菜、窦娥划等号——就连关她的派出所也在释放她时还送了年货。更重要的是，影片中主要配角都是后来上台的官员，他们确实在为前任的无心之过擦屁股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种无人有错的设定当然是本片故事的核心特点，可以增强荒诞感，制造矛盾死结，但也减弱了批判讽刺的力度，让我觉得像高射炮打蚊子——响动大，不现实。

雷区跳舞自然很难，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我们还是要看最终呈现效果而不是主观意愿。在对官场风气的批判上，我觉得本片实际很苍白：最后市长那段“你们还是想着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老百姓”的总结多么无力而乏味呀。官员们从头到尾围着李雪莲转，却怎么也搞不清为啥解决不了问题，结果片尾才知道原来是因为那个啥的缘故（此处为避免剧透），这明明是女主角个人心结，你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官僚主义、官场现形记身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本片有三大败笔：导演画外音；范伟的小品式桥段；结尾才揭开女主角心结的真正原因！

影片的方圆画幅很有趣，呈现效果不错。但我觉得本片根本不应该用这种形式，因为影片本应该是带有黑色荒诞色彩的写实故事，而这种圆形构图显得过于轻巧——我本以为会有大量主观镜头。没准倒是《聂隐娘》之类更文艺更空灵的故事会适合这种构图。有限的画幅使影片缺乏大全景和特写，大量中景有时让我觉得是在看戏剧，常常容易出戏。哦，对了，我注意到本片基本都是让角色和车辆从右边入画左边出画，但没想明白为何要这样设计——当然，有一些理解的思路，不过始终觉得有点刻意。

影片中官员的困境最后是因为一个意外解决的，这似乎很讽刺，但我认为恰恰说明影片逻辑和矛盾内核很弱：举个例子，李雪莲十年北京上访，让市县官员胆战心惊。但她是怎么年年能在北京见到帝都大员的？难道年年都像第一次一样通过关系跑到内部去拦车？意外和偶然实在太多，真实的人生底色就这样淡化下去了。再举一例：市长等人到李雪莲家吃饭，问她到底怎么想的，李雪莲说她是听了养的牛说话，才决定不去上访了。市长等人拂袖而去。这固然是表现官员与百姓没在一个频道上，无法真正沟通，可是让我感觉还是为荒诞而荒诞——因为李雪莲与牛对话这一荒诞的场景背后没有更高一层的真实：《阿甘正传》中阿甘看似荒唐的种种举动，比如不停地奔跑，都有着比荒诞现实更高、更真实的意义，正是如此，阿甘才从弱智变成了大智若愚——事实上并非阿甘大智，而是现实大愚！

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多很多问题和矛盾，有些非常复杂，非常沉重，有些则非常荒唐，非常无奈。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具有质感和深入思考的故事。看完本片，我倒想再看看《九品芝麻官》和《三毛从军记》了。

看了《我是潘金莲》的热评和影评，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的《秋夜》，这篇抒情散文诗有着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之所以想起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多年前当我还在上高中时，很多同学都曾笑话过这段开头。他们都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呢，不过是鲁迅说了句废话罢了。但我当时觉得不对，我涨红了脸希望能证明，他们事实上搞错了。但很遗憾，并没有人听我的。

多年以来，我偶尔会重想起这段话。如今我早已认为，这段话其实并没有解读的标准答案，你既可以认为它极有深意，又可以认为它是随笔一挥，还可以认为它就是一句废话。然而无论如何，你不要觉得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因为你猜不到除你以外的其他人长了多少岁，经了多少事，渡了多少劫，翻了多少书，识了多少人，看了多少风景。正如我高中往后交过一个笔友，几年以后有天她告诉我，她在寒蝉凄切的深秋独自来到一座下雨后的树园，天地深沉晦暗，内心寂寥无比，在树园的一角她突然瞥见两棵长的很疏离的树，然后那一瞬间，她突然懂了鲁迅的那句话。

你没法指望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机会在天气与心情相映衬的时节独自出游，而且还恰好看到两棵寂寞的树。但你至少可以去想象这种可能，并理解和接受它们。而不是觉得，世上绝没有值得你为它多说一句的树。

《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样，对崇敬着鲁迅长大，读过几页讽刺文章，甚至受过一点揶揄的我而言，这只不过是一部用基础手法表现了对电影中几乎所有角色无一例外嘲弄的片子罢了。但很多人似乎未能去看懂，或者说看懂了也装作看不懂，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手法。他们结队而来，占起山头，拉起大旗，党同伐异，招摇过市，互相热烈的用投票赞同彼此的言论，宣扬电影讲的是“法盲的胜利”，“封建时代的平反”，并斥不同意见者为“故弄玄虚”。不过二日，短评和长评区已经被占的满满当当的了。

可《我不是潘金莲》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阴差阳错罢了，而且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才会遇到的那些阴差阳错。《我不是潘金莲》的镜头像画，配乐像打仗又像唱戏，工整优美映在屏幕上的书法“首长”“喝茶”“菩萨”“京”好似一次又一次的嘲弄，正如你看完电影时内心深处发出的一声长叹，对主角又多少有点想说对祥林嫂才说的那声“嘁”。在那之前的两小时零十分钟，电影有“哈哈”，但更多的是“啧啧”，还有“呵呵”。

我曾问朋友对《鸟人》怎么看，朋友说《鸟人》嘲弄了电影里外的所有人，连观众都不例外。我说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不是潘金莲》也一样。电影根本就没有搞强与弱，正与邪，黑与白，清与浊的二元对立，电影反叛二元对立，把所有人都给笑话了一通，抽空也没忘了揪起观众的耳朵问两句：你怎么看？你怎么做？你怎么办？电影是悲剧的，戏谑的，讽刺的，根本没有大结局，更没有谁终于如何了的句号。电影的末尾，镜头里的世界又回到十几年前去了，何尝不像今日中国和我们每个人陷入的那种无限循环。

《我不是潘金莲》从没讲过女主不是偏执无知甚至病态的，更没说她的诉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更更没谈谁应该战胜谁或谁终于、终将战胜谁。电影讲的是一个怀着她自己那套思维的村妇在一个她所想象不到的复杂与混乱世界里的各种奇遇，这些奇遇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联系，没有逻辑，没有必然性，是故所有如对待样板戏般批判它不够这样不够那样的评论都是荒谬的。归根结底，刘震云也好，冯小刚也好，不过凭空架设出来一个大舞台，把角儿们往上面那么一摞，便促使他们如无数个不倒翁般彼此触摸，碰撞，缠斗，谁也不倒，谁也不坏，谁也不死，你以为谁已经下台谢幕了，其实他只不过暂时隐藏起来等下一次登场；你以为这位与那位的结果是某种必然性，其实他们自己也料不到事情竟会像这样发展。然后，正当所有观众都以为这场闹剧会永远进行下去的时候，舞台灯坏了，一片漆黑，谁也看不着谁。等有人再捧起一把烛火，才发现台上的幕帘子已经合上了，电影结束了——这么基础的东西，怎么就看不到，猜不透，理解不能，还要聚众站出来大喊“我们就是不理解”呢？

当这种声音嘈杂到一定程度，就盖过了某些更应该被人在意的声音，久而久之，被盖过声音的人得不到回响，不再发声，慢慢的豆瓣也好，其他论坛平台也好，只剩下一片嘈杂，这大概即所谓，一种币，驱逐了另一种币。

其实到最后，我仍然不想去强调怎样是看懂了，怎样是没看透，怎样是应当的，怎样还是不做更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人能一出生就逛遍所有的树园，也许还真有后来做出大文章的人，学生时代也嘲笑过鲁迅。但我相信，也请你自己相信，人生是流动的，思想是变化的，未来是无尽可能的，也许你今日笃定的事物，明日最后一缕秋风刮起来，你望着那奇怪而高的天空，它将繁霜洒在你园里的花草上，你突然就找到了你的秋夜。

怕就怕，高中时的同学们长大成人，组成了世界的大多数，他们却仍像以往一样嘲讽着，嬉笑着认为那句开头断然是一句废话，永远都是一句废话。他们不接受，不认可，不理解，聚众喧哗，肆意妄为，如泥石流般横扫所有反对的声音，如此便留下一地狼藉。再没有树园，也没有秋夜，更没有枣树。

是故，喧嚣升腾之时，别忘了去推开你后院的门。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文/杨时旸）
    原本，《我不是潘金莲》属于北方的粗粝和尘土，一个哀怨又执拗的农妇，穿越一道道人墙，耗尽时光奔赴她心中认定的真理。在电影的呈现中，冯小刚做了一次大胆的挪移。他把平铺直叙的北方变成了幽深婉转的江南。看起来，这种转化更多的是出于视觉上的考量，但最终，这个故事的内逻辑和发生的外部环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隐喻又印证着彼此。
    潮湿的空气、拱桥与奇石，成为了电影中那些人物心理景观的外显，微妙的官僚系统，就如同那些幽秘的曲径，被长久的时间塑造成复杂的结构。那个孤独、执着、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被置于其间，形成了一幅残忍山水画。远观柔媚安逸，近看冰冷绝望。
    《我不是潘金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它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如同冯小刚所说，“既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又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这种故事的背景必须处于某种剧烈又独特的转型期，有些东西已经松弛自由，而有些东西仍然冥顽不化，这二者之间的拉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力道，进而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格、内心、语言、关系以及那些令人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切的故事。通常，这一切最终被归纳为荒诞。这类中国式故事梦幻又写实，迂回、曲折却也粗蛮，一秒钟之前令人啼笑皆非，一秒钟之后让人万念俱灰。任何经验与总结，在它面前都迅速失效。
     客观地讲，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太适合用影像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有着漫长的序言和短暂的正文，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他用一种不激烈、不批判、不俯视甚至不悲悯的态度呈现了一桩悲剧，语调悠缓、松弛，掺杂着戏谑，它达成了刘震云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地悲剧掰开揉碎了都是一地喜剧”他曾这样说，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原作中还原了悲喜交加的生活本相。冯小刚的影像化改编，必须付出裁剪掉大量起承转合作为代价，那些幽暗的心理动机都被粗暴地省略，只剩下最终的决定和结果。所以，冯小刚加入了画外音，想由此部分找补回话本式的舒缓节奏，这是他的又一桩用心的心思。
    “上访”是中国式的“在路上”题材。誓不回头地奔赴一个可能空幻的终点，一路上历尽磨难，看透人心，也拷问自我。这或许是这个电影类型最旁逸斜出的分支，却也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无论从外部呈现形式还是内容题材上看，《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部和这个电影盛世格格不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冯小刚多年来与票房、资本、广告植入以及观众趣味迎合纠结之后的一次不吐不快。如果说，之前的冯小刚是服务型导演，这一次的冯小刚则更偏重于表达。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像是对他做导演之初那些被幽禁或者被忽略的作品的一次呼应。在之前的那些用来仅供消费的“行活儿”里，他谨小慎微、妥协又逢迎，但在这部作品中，有时尖锐得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的尖锐并非亮出刀尖和利刃，而是笑着掀起对手的某些常年的伪装，向人们轻轻地抖落，那些不便言说的真相，那些幽暗明灭的心思都大白天下。
    当更多的电影人愿意拍摄流光溢彩，冯小刚赌气一般地把自己扔向了另一端的灰霾。这部电影沉重又危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还并非中国地下纪录片中的脏乱差与表面化的残酷景象。这个故事描摹了一种封闭的死循环，建立在浮华又兴旺的经济美景之上，一种被虚伪滋养起的、每个人都参与构建的茁壮生态，但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生态的殉难者，“死”得不明就里。
    为应对这个沉重的题材，冯小刚选择了微妙的呈现方式——圆形构图以及江南风光。大银幕上的那个圆圈其实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这是一个把方画幅尽量扩大的巨幕时代，一个不是3D都不好意思投进院线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反叛立场被普遍地理解为故弄玄虚，乃至于在拍摄之初，他就需要不停地向各方合作者进行解释，最终以激烈争吵和坚持己见告终，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种构图模式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得益彰——和事件本身的意味相得益彰，和他与刘震云不急不缓又调侃嘲讽的讲述口吻相得益彰。
    圆形构图和江南蜿蜒的树枝、拱桥和奇石，构成了标准的中国画形态，这些宋元古画的构图几乎在明确地向观众不停地提点“这故事只会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外部形式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种古画形态让观众达成了一种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它像慢慢展开一幅手卷，人们俯身就投入其中，起身也就抽离事外。它婉约、隐匿、蜿蜒、从不直接了当，这个圆圈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小品化、品读化，范冰冰和大头躺在床上，它变成了春宫；当张嘉译出演的新领导和下属站在桥边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时，又变成了反讽。当一切真实被圆形框定之后，真实也就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这与冯小刚的爱好是否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对他产生了构图上的灵感激发，你去观看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如艺术家周春芽之类的作品的影子，影影焯焯地反射在其中。
    除了这种精神意趣上的原因，圆形画幅显然还为了聚焦，这种构图粗暴地框定了观看者的视野，这成为了又一重隐喻，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视野里的东西，在自己看到的事物和逻辑里打转，与他人的经验和视角无法联通共享，人们彼此间由此陷入死结。
    画幅第一次变回方形，是从李雪莲首次进京开始的。车出了隧道，圆圈就随着天光大亮变得有棱有角，江南的阴柔变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和人数就变大变多了。大型的会议，多重的领导，复杂的关系，方画幅的北京显然比圆画幅的江南复杂、坚硬又现实，它适合另一套凌厉又明确的硬逻辑，江南那里互相太极推手，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硬碰硬，比如，没有身份证的坚决抵挡在城外，有了问题，一连串的人就突然都没了工作。如此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部电影从一降生，尺度就成为了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非因为它有怎样的从外部发出的抨击，反而是熟稔地从内部加以呈现和开掘，比如，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地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鱼贯而入的和尚与道士，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那些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这是冯小刚作为委员多年来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不知道他在心里深藏的镜头中私下演练过多少次，这一次才得以如此流畅地呈现。在中国，有一些场景是具备视觉垄断性的，大会的会场算是一个。冯小刚的这次操练是戏剧化的重现，但正是这种郑重的排演和虚构的重述才让一切更具备力量。以往，人们看到的这种场面都是固定的视角和机位，显示庄严和整齐划一，表达信念与团结一致，但冯小刚用虚构的故事，切近了这种庄严场面的后台，让人产生了一种窥探最核心私密的复杂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呈现这一且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一探究竟，探究更靠近顶端的那一层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比任何地下电影都来得更加猛烈。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东西——比如，高高的灰墙之外排着长队要说法的人们，还有时刻想把他们送回故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着焦急、困惑和愤懑的表情，在冬日北京的雾霾中彼此对视，他们到底被什么力量塑造成敌对的双方，从此势不两立？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隐秘的影像中偷窥这一切，而这一次，它终于可以被大张旗鼓地敞视。
    冯小刚更广受欢迎的前作都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东西，虽然也憋着一股讽刺的坏水，但说到底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欢笑，通常目的明确，一切到欢乐为止，最好还有个温暖的结局，但《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相比于以往的冯小刚，它并不密集的笑点背后都是黑灰色的人性坑洼。
    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事，很多不便言明的事，比如官场的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两套语言各司其职，通常配合紧密又顺畅。但李雪莲的较真却从这两层心照不宣的系统中穿过，说到底，她的问题，必须要言行和一才能解决，而那些长久沉溺于两套话语体系的人已经把那种虚伪内化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漏。他们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核心。所有人都制造问题，所有人又都被蒙在鼓里，最终所有人本身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麻烦。他们在表象上无谓的打转，与根源离题万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一部院线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又锐利地划破这层现实的帷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间烟火升腾的故事中，却也能够始终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反抗，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几乎是整部戏唯一的女性，领导是男性，法官是男性，连最后李雪莲寻死时劝诫她的人也是男性。这个为自己要说法的女人，成为了一个被雄性动物环伺又围猎的对象，她是个外来者、闯入者，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所以她成为了戏剧化的引信，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
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史上的一次回归，对接和回应着《一地鸡毛》之类的中国式故事。很多人走向商业成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远离最初的起点，其实，在众多导演之中，冯小刚是最早“下海”的一个，当更多的人都秉持着导演的表达欲时，他主动成为了服务商，而当大多数人都向市场跪拜的时候，他又突然转身上岸。这个时代，有人选择腾挪，有人选择闪躲，冯小刚选择穿墙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很多同行都可爱。
（本文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

电影中，无论是与前夫的离婚（复婚再离婚）案，还是后来的有损名誉的“金莲案”，范冰冰饰演的女主人公李雪莲都是没有胜算的。明面上人证物证不足，她本人又对法律条文一窍不通，甚至于告状动机——为了县城的房子（或是为了胎死腹中的孩子）——也并不单纯，难博同情。
可就是这样一个浅薄无知外加胡搅蛮缠的农村妇人，却搞得市县两级班子鸡飞狗跳，搞到市长、县长、法院院长成了“下岗职工”，搞到第二届领导班子要从地方到中央对她实施围追堵截，开展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不得不说，这是奇闻一件。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观众不难发现，除了李雪莲一位女性之外，其他重要角色都是男性。男性角色不仅在（传统观念中）性别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更让矛盾对立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结果，恰恰也是这群站在制高点上的男人们，在用官场上屡试不爽的“推手”应付这位村妇时，却被李雪莲像集邮一般，一个个变成了被告。这种身份、局面、剧情上的反转，让整部影片看上去颇为荒诞。
对于李雪莲而言，她的成功“逆袭”并非来自于她坚持不懈地再三上京，而是京城那位首长赐予她的“隐形权利”。正如影片中的由张嘉译饰演的市长马文彬所言，“与北京联系上的农村妇女还算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吗？”
也正是因为有影片后半段这位觉悟颇高的马市长不断发表自省言论，让本片的主旨不再是讽刺官僚作风，而是偏向于倡导为人民服务和依法治国的主旋律。这也是电影能过审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李雪莲从来没有支持者，甚至没有同类。她固执己见、冥顽不灵，争的是一句真话，与争权争利的世道格格不入。
在她的对立面：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争的是保住乌纱帽；把她变成“潘金莲”的赵大头，争的是儿子转正；就连素昧平生的果农，争的也是“用她的死”抹黑隔壁果农。所以，即便十年后李雪莲决定不再上访，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她。“听了牛的话”，像是揶揄，其实是轴人李雪莲的真实独白。而那头对她爱答不理的大黑牛，一直都是李雪莲的精神图腾。

李雪莲在整部影片中与其他人物是有距离的。
在镜头语言上，巧妙地使用了圆形画面——既能“聚焦”，也能产生透视和景深——让这种疏离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圆形画面大多出现在乡野、下级机关。那里有着推诿和世故最初的滋生土壤。而方形画面则出现在北京，是中国权利和法制中心，也是方圆规矩的诞生地。四平八稳的方形画面更能彰显公平正义。
对于普通观众，虽然无法揣度冯导运用圆形画面和方形画面的初衷，但粗浅地将此片的镜头语言理解为，是“追求圆滑处世之道还是正义公道的一次公平辩论”也并无不可。

在官司上，秦玉河是“根”。他的意外死亡，解救了其他被告，让案情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剧终。在角色上，李雪莲是“根”。其他所有人物是她延展，与她发生联系。而在演员上，范冰冰也是“根”。她需要既当红花，也当绿叶，表演要有张力，又要时刻保持收敛。
一般而言，出场时间有限，并有着更加讨巧的官场丑角形象的男演员们，在表演上更为讨喜。对于贯穿全片的女演员而言，需要完成角色性格的统一，并在面对不同情景时有着不同层次的惊喜爆发，其实并不容易。而这一次，范冰冰却凭借李雪莲成功“突围”，贡献了可能是从影以来的最好演技。
因此，对凭借该片拿下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影后并提名金马的范冰冰，我们不妨多些夸奖。让演员的修炼之路多一些肯定和掌声。

导演徐克是一个技术狂人，几乎每部电影都要在技术上有所创新，他的每部电影都会让你觉得他把华语电影的技术边界又拓宽了。
导演张艺谋是一个视觉狂人，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英雄……视觉冲击力有时候几乎要喧宾夺主，超越主角们的表演成为表达影片讯息的最强元素。
而导演冯小刚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类型片狂人。在《天下无贼》以前，他基本被大家直接定义为京片子喜剧导演。在那之后，他又拍了古装悲剧《夜宴》，战争片《集结号》，公路爱情片《非诚勿扰》，灾难片《唐山大地震》，历史片《1942》，拐回来拍了一部甲方乙方2.0《私人订制》，而到了2016年，他又拍出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我不是潘金莲》。
 
是的，没有听错，一直以来，甚至到了电影宣传期还是我们印象中的直男癌，冯小刚导演，拍了一部，为女性权益摇旗呐喊的政治讽刺喜剧。
这个世界真拧巴。真的。
 
但这确实是从视觉创意到精神内核都很妙的一部电影。我用“妙”是因为这部电影在剧情上是存在瑕疵的，但是它优秀的地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而是一种创新和超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优等生，卷面分考了个七八十，不拔尖，但是附加题全做对，而且解法很天才。

华语电影在此之前，还真没有这样的。
 
（一）
先分析一下这部电影最奇特的地方，圆形画幅。

圆形画幅视觉上美不美？
可以肯定的是，在圆形画幅的衬托下，这个烟雨江南的故事，被拍出了一种古典，隽永的美感，很多画面截图出来恍若孙君的摄影作品。而这又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电影，所以在这种温柔的笔触里，不知不觉间就多了很多女性的柔美，在这种柔美画面的感染下，观众的心也会变软，无形中又会增加对画中人李雪莲的同情。

 
那为什么圆形画幅是美的，而到了北京就要变成方形呢？我在预告片里第一次看到圆形画幅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
 

苏州园林里大量使用了圆形的门和窗。它们的作用是用一种少即是多的方法，缩小画幅，把眼前大片的风景简化，取其精华。圆形画幅不仅对于构图非常有帮助，这保证了绝大多数画面结构都很和谐，而且画面中的任何一个点距离画幅的边缘，都很近。这就使得圆形画面不适宜拍任何剧烈的动态（因为一有剧烈的动作就跑出画面了），所以整个电影感觉特别的静美，这是一种由和谐带来的静美。
 
然后就是颜色。苏州园林由于追求一种亭台楼阁，绿树掩映的效果，一般光线都不强，视觉色彩以绿色为主，而绿色本质上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构成的。这种色彩的组合与电影画面非常吻合，不信我们来看（截图来自豆瓣剧照），
 
绿色组：

蓝色组

黄色组

发现了吗？这上面9张剧照里的所有颜色，我们都可以从苏州园林的那个门框框里找到。如此神奇。

所以，视觉效果上，这是一个小魔法，我们对于江南有一种潜意识里的园林审美，而我不是潘金莲里用圆形画幅和绿，黄，蓝三种颜色，不断去戳我们潜意识里的审美G点，非常江南。画面中古典韵味很大程度来源于此。或者即使我们没有通过画面联想起江南风光，园林审美作为一种屹立几百年的视觉风格，放到电影里一定是经得起我们的挑剔眼光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北京就换了方形画幅？

方形画幅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北京的秩序，严谨，规则（想想那些方方正正的会议室，整齐划一的倒茶场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代表北京的颜色是红色（李雪莲进京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大红灯笼）。而江南的绿色是由三原色里的黄和蓝组成的，唯独没有三原色里的最后一种颜色，红色。一旦有红色进入圆形的画面，会瞬间破坏我们刚才脑海中的意象，变成不和谐的元素。
 
以上就是圆形画幅被拍的这么美的秘密。它对叙事也有所影响，在圆形画幅下，几乎没有人脸特写。一旦出现人脸特写，整个画面将全是脸，因为留白太小了。所以整个电影全部戏剧情节都以半身和全身的方式来呈现人物。

有没有再一次觉得眼熟呢？
 

这是一种小人书的呈现方法。与日本漫画讲究分镜不同的是，中国的小人书几乎都是大平面式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小人书不依靠画面的震撼和角度的拟真，靠的是故事本身的起伏和张力。看过的人可能有印象，小人书每翻一页，故事情节就会有一个波动。所以小人书总是让我们觉得故事回味深远，而不会像漫画一样，对某一页的人物特写或者狂拽炫酷的场面念念不忘。
 
而又因为小人书故事情节的波动特点，它们总是会选择《三言二拍》这种甚至带着强烈荒唐狗血色彩的故事。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特点是什么？荒诞。是不是还挺搭的。
半身和全身的画面风格不善于表达人物情绪，但善于表达戏剧冲突。当只有李雪莲一个人侧面在画面里的时候，她看起来总是在走向一个远方我们看不见的目标，这就突出了她的奔波，她的追求。

比如这样，

而她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狭窄的圆框里，则一种天然的对峙，对抗的感觉，仿佛两方代表着各自的立场互不相让，即使不看台词，看站位，也能感受到人物关系和剧情张力。比如这样（实在是豆瓣剧照没图了），
 

最后，远景还有一个重要作用，突出轮廓，弱化五官，凸现人物。
 
范冰冰没有使用特效化妆，所以肤色虽然变了，但五官没变，即使淡妆之下还是精致艳丽的。圆形画幅会更多地使用远景，这样突出她的轮廓而不是她的五官。轮廓可以通过发型，服装的变化很容易的改变，突出容易改变的轮廓，模糊不容易改变的五官，显然这种摄影风格对帮助观众入戏很有帮助。
 
看这张图，即使都遮住脸，模糊衣服，后面那位一定是美女，因为她舒展的动作，飘散的发丝，玲珑的曲线，柔软材质的衣料，都在你的脑海中提醒你，这是美女。前面那位一定是农村妇女，因为她拘谨的坐姿，粗糙的线条，劳动人民才有的袖套和雨靴，也在脑海中暗示你。这就是轮廓的力量。
 
对于官员群像的表现也是一样。影片中出现了十几个官员，但即使你把官员们的轮廓全部刷黑，你也知道这是个官。为什么呢？他们的衣服。剧中所有的官员打扮都是一个风格，仿佛一种新式官府，长大衣，材质偏硬的领子，全身藏青色或者黑色，发型都是一丝不苟的保守梳法。这是官员们的轮廓。通过远景的方法，突出了他们的轮廓，强调了他们的共性，而弱化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长相。减少了我们对十几个角色的记忆负担，也暗示了一件事“他们都是一样的”。
 
圆形画幅只是个是噱头吗？远远不是。无论是美学还是叙事上，它都是为电影服务的。
 
（二）
 
再来谈剧情。看电影的过程中，每隔十分钟我都要在心里数一下，这到底是讲官场政治多一些，还是女性权益多一些。最后发现，其实这两者讲的还是同一件事，尊严和平等，不分男性女性。
 
范冰冰演的李雪莲，她到底在纠结什么？她有什么理是过不去的？她一个法律上明明理亏的人，凭什么靠着一股小强一般的韧劲，突破正常的制度，用拦路高官的野蛮方式，一告十年？
 
首先，李雪莲当然是个法盲，她身上体现的是没有受过充分法律教育的农村妇女身上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她是完全理亏的。
我相信她在这十年的过程里，一定已经渐渐意识到了，她在法律上是告不赢的，而且她告了十年的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那她为什么还要告？她在争什么理？
 
找人帮忙杀人也好，反复告官也好，她要的是一个感情上的支持和肯定。感情上她是站理的，所有没有在感情上支持她的人，一起杀，一起告。
 
她争的是一个感情上的理，不是法律上的理。她要争的不是法律上自然人的权利，她要争的是身为一个女人在感情上的平等和自尊。她要争的是，她要让所有人达到一个共识，秦玉河对她是感情上的背叛和欺骗，骗她离了这个婚，秦玉河伤害了她，是个禽兽！

甚至到了后来，秦玉河说她贞操有问题，是潘金莲。这事传遍了全县，李雪莲要争“我不是潘金莲”。当时围观的大叔不想管家务事，息事宁人地说：“雪莲，你走吧，这事说不清楚。”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事实摆在眼前，婚前有性行为和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完全不一样好吗？！“我不是潘金莲”我就要说清楚！
 
所以纠结在李雪莲内心里的，是女性的感情和尊严，纯感性的东西。而我们看看她从男性世界获得的反馈。
 
     李雪莲为了出气，找弟弟和屠夫帮她杀人。整个谈话的实质是，交易。屠夫与李雪莲睡一晚去杀人是否划算，李雪莲帮弟弟买车，为报恩去杀人是否划算。
     李雪莲为了讨公道，一路告官，告到北京去。甚至把所有的官员都撤了一遍。但她还是不解气，“我不是潘金莲”这件事，依然没人帮她还一个公道。
     李雪莲不想告了，说牛帮她想通了。县长不相信，逼她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书进一步挑战了她的尊严，“我写了保证书，不就说明我过去十年是没有道理的？”
     李雪莲和赵大头产生了感情。赵大头用强迫的，毫无尊重的方式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好在李雪莲对他有感情，就要放弃告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交易。赵大头也欺骗了她的感情，她的真心和尊严。
     最后，前夫秦玉河死了。她的精神支柱塌了，她要自杀。护林员告诉她，“你去对面那片树林自杀，他们护林员是我的死对头。”天啊！还有人想要利用她的死！
 
难怪李雪莲告了十年也不解气！真的是她无理取闹吗？不，她要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的理解和尊严。而整个男性世界，要么骂她，要么烦她，要么怕她，要么利用她，但没有一个人给她平等的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法律以外，道德以内受到的背叛和迫害。

要么像屠户和赵大头那样，只认同她的肉体价值，要么像县长市长那样，只是把她视为一个“农村妇女”，一个拖延了十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用居高临下的，线性理性的，知识分子文人式的思维，去看待李雪莲的问题。所以李雪莲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离婚证盖了章，清清楚楚。至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他们真的没有人在乎的，只要李雪莲不要再去告状，才是最好。
 
看似李雪莲要挑战的是官员，不，她要挑战的是整个男性世界看待她的方式。

她始终没有得到，所以她纠缠了十年。即使牛都劝得动她别告了，男人劝不动她。

谁能给李雪莲一个救赎？我觉得大概是柏万青阿姨吧。
 
男性那边的情况也一样啊。故事里的男性也面临同性间的平等和尊严问题。
整个社会，机关里，企业里，上级对下级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李雪莲的事情，终究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判决都是对的，可就因为她告到了首长那里，从市长到县长到法院院长，被不分青红皂白换了个遍。他们作为一个员工，真实的政绩呢？是不是缺乏了一点尊重。

下级对上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首长明明说，我是来听的，我不想发表讲话，结果还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下级拱着讲了套话，首长这个时候也是别扭的。一屋子人还拿出笔认认真真记录着。每次画面中出现两个以上男人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能让你看出谁是领导。前一秒钟趾高气扬，下一秒钟点头哈腰。这可能是下级对上级的讨好，但也算不得尊重。
 
故事的结尾特别精彩。
市长对县长说，我们要体会到老百姓的问题，去帮他们真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想着抱住自己头顶的乌纱。帮助李雪莲的要义，是不要再把她当做一个“农村妇女”，平等对待她，理解她在感情上需要尊重和支持的需求。

最后尾声的时候，已经脱下官服，穿了普通POLO衫的前县长，和李雪莲在北京相遇了。前县长不再急着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他们像老友一样，坐在桌子的两侧，李雪莲终于把全篇都没有人能撬开嘴的秘密和盘托出。

千帆过尽，平等和理解终于发生了。一个紧紧闭合又坚硬无比的贝壳打开了。
这是整个电影的魔力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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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表演是电影的短板，整个电影的表演是精彩的。

通过远景的方法，所有的官员都是去个性化的，区分度反而不高，这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大鹏和张译比较出彩。大鹏领到了一个全篇最搞笑的桥段，而张译饰演的投机主义者贾聪明，区分度最高，急于领功的样子也是惟妙惟肖。

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对得起自己演员的称号，但是离一名杰出的演员还有距离。
李雪莲好演吗？我觉得难度非常高。一个女人如果不够美，不可能被叫成潘金莲。可是只要稍微把李雪莲往美了打扮，观众又会倒吸一口冷气“啊！这不是范冰冰吗？”范冰冰不用演，大家都会觉得她是潘金莲，可是冯小刚就是要让一个最像潘金莲的人张口说出“我不是潘金莲”。我觉得这是他选范冰冰的最大用意。

不是说冯小刚要挑战自己，而是这个选择是最契合影片主旨的。一位李雪莲，即使是艳丽如范冰冰，只要她公道在理，没有婚后通奸，谋杀亲夫，她就不该被泼脏水，大家就都欠她一句“你不是潘金莲”。

范冰冰的完成度实际上是很高的，尤其是第一次拦车，边说边有泪珠直接滴落下来，以及发现赵大头利用她，第二次遭遇情感背叛两场戏很出彩，她在戏剧的关键时点上功课是交足的。她的问题在于表情的细微控制能力上，自信满满的女明星和苦大仇深不被理解的农村妇女是有差别的。有一些特写镜头里感觉她确实注意到了，但她没有全篇hold住这个状态。还要继续努力。
 
夸了一大通，讲一句bug到底在哪。整个电影视觉，剧情，表演都没问题，可是差了一点，就是刻意感重了。李雪莲需要感情上的理解和支持，可是通篇怎么只有她一个女性？（除了大鹏一言不发的妻子）女性是在这个故事里最能够理解李雪莲处境的人，可是李雪莲没有闺蜜，没有父母，没有女性亲属（居然所有的亲戚都是男的），官员队伍里也一样，一些大场面里能看出，是有女性官员的，但李雪莲同学一位女领导也没有遇上。一群直男，为了解决她的心结，傻傻地猜啊猜啊，就是猜不到。

快来一位柏万青阿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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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0 更新

影评发出去是不爱打补丁的，可是看到过了一年最高票还是这是法盲的闹剧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再补一段。

这部电影是不是法盲的闹剧？
很大程度是上，是的。但这却反而是《我不是潘金莲》好电影的重要原因。
首先，只要法院没有改判李雪莲赢，电影的三观就没问题。

百度百科里法律的定义是：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

所以法律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工具，只是被赋予了权威的工具而已。它的核心目的是有效率的决断是非，所以法律一开始就是效率的，而不是完美的。否则法律也不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改。

法律的不完美体现在：情，理，法，这三件事情，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重合的，但有些角落并不能完全地覆盖。有些情况，占情不占法，还有些情况，占法不占理。
举个例子：富人请税务师帮自己做税务规划，结果合法避了很多税，甚至可能比穷人交的税还少。
这合法吗？当然合法。但合理吗？赚得多的富人，交的税比穷人少？不合理。赚得多的人应该多缴税。

世间的故事这么纷繁复杂，我们需要有一个万花眼去看待。《今日说法》是法律的角度。而文艺电影并不是普法节目，应该是承担更多感情和人性的角度。李雪莲的前夫，恰如那个合法避税的“富人”，他利用了法律的规则，完成了对李雪莲的一次全身而退的背叛。难道就因为他的手段更漂亮，我们就要否认他背叛的实质，不能给李雪莲以同情，不能否定前夫对她的污蔑，肯定她身负的冤屈吗？

如果用今日说法的标准要求一部文艺片，这世间所有的热血都会像规则一样冰冷死板。
《今日说法》的责任是普法，它讲法律。文艺电影给复杂扭曲处的情理一点光，它讲人性。各司其职而已。


凭什么被撤职的官员们这么冤枉？

电影里的官员确实冤枉。但追究李雪莲就找错根源了。
官员的冤屈却不是李雪莲造成的。李雪莲一个农妇，哪来的法力把一串官员拉下马。
到底是谁害得官员们被撤职？
李雪莲告自己的状，稍微仔细听她故事，就知道法院判得对。
那么压根没有仔细调查案件，凭借农妇一面之词，就大发雷霆的谁？
因为上级大发雷霆，就完全罔顾事实和下属真实政绩，撤了一串乌纱帽的是谁？

电影里已经告诉你了呀。官员们的冤屈不在李雪莲，而在这里。
事实上，这才是整个荒诞的故事真正荒诞起来的原因。


秦玉河老婆的抑郁症？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有趣。
秦玉河在李雪莲怀孕期间和现任妻子结婚了。感情上现任妻子是小三无疑。小三把原配折腾流产，原配把小三折腾抑郁，这算天道好轮回。
另一个角度来说，李雪莲遭受了感情的背叛，最后却把另一个女人弄到抑郁，而这段感情里最大的恶人秦玉河受到的道德和舆论攻击最小，这值得一声叹息。

这部电影一上映有很多争议，看了一下多是冯小刚导演与王健林、王思聪之间的，与电影本身倒是无关。导演是导演，电影是电影。导演在现实生活中引发的争议，跟电影没有关系。决定看这部电影，是基于对刘震云的信任。我挺喜欢刘震云的小说，他对于民间小人物的书写，很有意思。《我不是潘金莲》，从“民间女子告状”切入，这一场好戏应该很好看。

说实话李雪莲这个人物，如果在现实中让我碰到，我会犯怵。“事情不是这个事情，理也不是这个理。”她反复说出的这句话，是电影的驱动力，结果既荒诞可笑又悲凉深重。这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李雪莲陷入其中的那个世界，她认定的“理”是基于民间百姓的日常情理，决定着她生活的价值和看问题的视角，她不明白离婚弄假成真，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却为何无人能为她伸张正义，她死活都不明白；另一个，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社会”建构的法理体系与官僚体制，任何人事纠纷都依据法律来进行处理，所以王公道当然会判决李雪丽告她前夫结果为输，这是个“正确的判决”，却导致一连串的后果，从王公道一直到上面的各级官员，也死活都不明白。

电影的张力就在于此：李雪莲的“理”与现代社会的“理”是相冲突的，两者绞在一起，戏剧性就出来了：李雪莲以一己之力，扳倒了一众官员，而后者对她毫无办法。但对李雪莲来说，却毫无成就感，因为她要的就是从“我们是假离婚”到“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无人能帮她解决。十几年来，她一遍又一遍地“犯轴”上访，自己整个生命动力都寄托于此，而她因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电影结束前，那个因为李雪莲被罢免的县长，一脸风尘地坐在她对面，告诉自己现在回老家做点小生意，看到那时我也不免对他有同情之心——他的一生就因为这个女人而改变，想想真是又荒诞又悲凉。

电影让我感觉新鲜的，就是这些官员的形象。从王公道一直往上走，到县长，到市长，到省长，再到中央首长，各个演员拿捏得很是到位。首长那一场戏，从开始说只是来听听，到后面震怒发飙，演员那个分寸感真是好，真是栩栩如生。在这个体系之中，底层官员与中层官员的焦虑与惶恐，都来源于“官位不保”，李雪莲无意之中拿住了这个“命门”，从而把他们搅得寝食难安。电影中官员很多“笑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呈现出来，会有他们的“形势所迫”带来的荒诞感。这个分寸，其实比较难拿捏的，这点冯小刚处理得当。

回到李雪莲这个人物，我认为这是范冰冰到目前的演员生涯中塑造最成功的角色。最直观的感受是：看电影时，我忘记这是范冰冰了，这就是李雪莲。偶像演员常碰到的瓶颈是：观众知道这是偶像本人在演戏，但是对偶像饰演的角色没有任何认同感。李雪莲这个人物是“轴”的，她的迷惘痛苦悲伤，都源于此。范冰冰吃透了这个人物，她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神态、脸部的表情，都是李雪莲这个人物的。当她得知前夫车祸遇难，那个难以置信又悲痛欲绝的神情，范冰冰表演得很有层次感，细腻动人，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构图方式，圆镜头是在李雪莲老家，方镜头是在北京，最后宽镜头是万事皆休之后，我觉得与叙事的内容很贴合。不得不说，每一帧镜头都是一副好画，这在以前的观影经验里真是少见这样考究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16年我观影里的前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