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

站台（文学剧本）

寂静无声，长时间的黑色，然后出字幕：
香港捷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
喧闹的声音渐入——
1979年冬天

序场1、礼堂门厅，晚上
天快黑的时候，山西省汾阳县贾家庄公社北关大队礼堂的门厅里站满了等着看戏的社员。
这是1979年初冬时节，《新农村建设规划图》下面站着聊天的一群年轻人嘴里冒着白汽。

序场2、礼堂里，晚上
剧场里没有座位，只在前排摆了两排桌椅给公社、大队领导坐。黑压压的一片观众站在台下。几个高音喇叭挂在墙上，后墙上隐约可见一行大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开演的铃声响起，观众安静了许多。
舞台上灯火通明，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汾阳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慰问演出。一群小孩儿扒在台口，几个警察在维持秩序。
尹瑞娟着淡妆出场——上身是列车员制服，一条黑裤下一双布鞋，一条粗重的辫子吊在胸前。
尹瑞娟：下一个节目，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
一列南下的火车，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正奔向韶山，奔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故乡，正奔向那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听！
右侧幕后传出人声模仿的汽笛：呜——
尹瑞娟从左侧幕下场。
右侧幕后传出的人声整齐地模仿着火车的节奏：孔卡！孔卡——慢慢地，七八个人呈线形一字排开，每个人都半骑在椅子上，拖着椅子朝舞台中心移动。尹瑞娟饰列车员再次出场。
列车员：同志们，下一站是韶山，再有40分钟就到毛主席的故乡了！
崔明亮饰演的老农站了起来——他鼻孔里插着两撇假胡子。
老农：同志，还要多长时间？
列车员：大爷，40分钟。
老农：唉，老汉急着去韶山，坐上火车都嫌慢。
众人：坐上火车还嫌慢？
老农：对！
众人：说说！
老农（唱）：老汉今年七十三
家住老区吕梁山
自从粉碎四人帮
农村万物气象鲜
坐上火车去韶山
众人：干什么？
老农：怀念！怀念！
又是众人模仿的汽笛声。台上的演员轮流歌舞一番，描绘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的成就。
小提琴的声音响起，是二重奏《火车向着韶山开》。
七八个演员拖着椅子在台上学着火车的样子蜿蜒前行。
提琴演奏结束。
老农：呜——
众人拖着椅子：孔卡，孔卡——
“列车”驶向侧幕，直到舞台变成空场。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序场3、客车车厢里。夜里，演出散场后
一辆大客车停在戏台边。戏台上的灯还没有暗，来看戏的农民正在渐渐散去。
车门“轰隆”一声打开，先是几个拿着乐器的女孩儿上来，接着是几个裹着军大衣、脸上的妆还没卸掉的演员。慢慢地车上的人多了起来。
文工团团长徐燕京上了车——他35岁，刚开始发胖。徐团长坐在前排的位子上，默默地低头抽着烟。
大客车里幽暗的灯光。
徐团长灭了烟，咳了两声：咱们的人到齐了吧？
有人回答：差不多了。
徐团长掏出一个小本：点名！（车里安静了许多）
——张军！张军！（四下张望）张军！
张军急匆匆地上车：到！
徐团长：干什么去了？
张军：小便！
徐团长继续点名：崔明亮！崔明亮！
（没人回答。）
徐团长：崔明亮！崔明亮！
（仍然没人回答。徐团长接着往下点名。
——点名结束，崔明亮还是没到）
徐团长：谁知道崔明亮干什么去了？
张军：去厕所了吧？
徐团长：真是懒人屎尿多！
张军：崔明亮该是跑远路奔田里施肥去了，有机肥！
众人笑。
徐团长：你话怎么这么多？
张军不吭气。
徐团长：薛师傅，按按喇叭。
几声喇叭。
大家窃窃私语。
徐团长不耐烦地：安静！
过了会儿，崔明亮急匆匆地上了车。他没来得及顾到车上的气氛，一上车便嚷——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众人笑。
崔明亮鼻子下仍然留着胡子——他以为大家笑的是这个，便一把扯了下来。
崔明亮：张军，你的裤子呢？
张军：在我腿上呢！
崔明亮：我是问让你给我带的裤子呢？（张军给他使了个眼色，可他没理会）裤子呢？
徐团长：崔明亮！你表演完了没有？
崔明亮这才发现气氛不对：怎么了？
徐团长：你自己说。
崔明亮：我怎么了？
徐团长：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一车的人在等你一个，你是少爷？没有一点集体精神。
崔明亮：扣什么帽子？不就迟了一会儿吗？发什么火？又没耽误演出。
徐团长：没耽误演出？你以为你演得好？
崔明亮：哪儿不好了？
徐团长：哪儿不好？哪儿都不好！
崔明亮：举个例子。
徐团长：举个例子？你看你那汽笛学的！
崔明亮：我又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怎么叫。
徐团长：没坐过火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没有看过《铁道游击队》？有没有看过《火车司机的儿子》？
崔明亮不吭声。
徐团长：怎么不说话了？
崔明亮在张军边上坐下。
众人：走吧！
徐团长：开车。
汽车缓缓开动。司机关上了车厢里的灯。汽车渐渐驶离北关，车厢里渐渐变暗，直至全黑。
崔明亮在黑暗中由低到高地学着汽笛声：呜——
众人：孔卡，孔卡——
手风琴声中显出片名。

第1场、崔家里屋，下午
一阵哒哒的声音中切出画面——崔明亮的母亲在踩缝纫机。飞动的针线轧过一条蓝色的警裤。
1979年的冬天，崔明亮一家还住在汾阳县辘轳把五号的大杂院里。他们家是一排三间平房。这是崔明亮父母住的房间，屋里陈设简单——墙上有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两边有两镜框照片，大多是印着年月日的会议纪念的集体合影。
崔明亮端着一个茶缸从外屋进来，走到妈身后，边喝水边看妈干活。
崔明亮：妈，还没做好？
崔母：你一下午甚也不做，就等着穿这条裤子呢？
崔明亮：有啥活呀？也不让老二干，天天让我干。
崔母：你大？还是他大？
崔明亮：那你不先生他，后生我？
崔母：早知道你们这么不听话，谁也不要你们。
崔明亮：社会分工不一样，我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
崔母：文艺工作者？我可不管什社会分工，在家里你就得听我的。
崔明亮：那我只好到社会上混去了。
崔母：去吧，只要社会上有人要你，你就到社会上去。
崔明亮：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
崔母：那就去吧。

第2场、崔家外屋，下午
外屋门边有个大铁炉，灰黑色的烟筒拐了几个弯从墙上伸进了崔明亮住的后屋。
一辆自行车倒置在地上，张军在修车。里胎已经正在往后轮上安。
二勇将撕下来的一窄条报纸伸到炉子里取火点烟。
崔明亮从里屋出来，把杯子放在桌上。
二勇抽了口烟：又挨你妈骂了？
崔明亮：我妈骂我，你高兴什么？
二勇：替你高兴也不行？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烂黄菜。
张军：明亮，拿一下气筒。
崔明亮找着气筒：还不换条新的，亏你还能补得上。
张军：还说呢，我这车就你们俩压坏的，每天坐，每天坐，也不说给我买条带。
崔明亮：不是吧？我看是因为钟萍越来越胖了！
张军从地上捡了块煤渣打崔明亮：臭嘴！
崔明亮一躲：二勇，你说是不是？
张军又捡起了块煤渣，崔明亮——一跳一跳地东躲西闪。
二勇举起手：同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张军拿起煤块要打二勇。
二勇：我们说的是真理。
张军：待会儿你俩别坐我的车。
二勇：你这人，报复心真强，真应该调你参加自卫反击，去给全国人民报仇。
张军：嗳对了，我家街上的三球都成英雄了。
崔明亮：你家那条街上什么都有，前几天出了个蒙古华侨，现在又出了个英雄？
张军：你看你还不信，我们街上的三球在云南当兵，真成战斗英雄了。
二勇：三球？哪个三球？
张军：三球嘛！就是魏文富么，他妹妹是罐头厂的厂花，魏红梅。
二勇：哦，魏红梅？有点印象。
崔明亮：真流氓，就记得人家的妹子。
二勇：哎，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三球咋了？
张军：他不是参加正式战斗。好像是在打谅山的时候，他是个班长，也不是主力，专门负责送粮食。他们送粮食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开阔地，后来越南鬼子知道了他们要经过这里，就埋伏下来。正好这天魏文富执行任务，路过那儿。
说到关键处，张军停了下来，把自行车推到了院子里。二勇和崔明亮就等着。
张军回到屋里：这不就遇上了埋伏，三球负了伤，腿给打断了，给记了一等功。
崔明亮：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他一面。
二勇：你说苏修会不会插手这事？
崔明亮：它敢？人家不是说了吗，美国和日本能饶了它？
二勇：那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崔明亮：怕球什？不行就大家扔原子弹嘛，看谁横过谁。
张军：就是，咱手里的原子弹也不是吃素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整死他。
崔母从里屋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条裤子，一条递给张军，一条递给崔明亮：好坏就这了！
崔明亮换上了母亲刚给他改好的喇叭裤。
崔母：好好的裤子非得改成这个样子，下面这么宽，我看这走路都能扫住地了。
崔明亮：那不正减轻了你的负担。
崔母：军军，你这裤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张军：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
崔母：你姑姑就给你捎这样的衣服？
张军：你不知道，姨，在大城市里现在就时兴这种裤子呢！
崔母：大城市？那你们都跑大城市活算了。
张军：没办法么。要有办法谁球愿意呆在这地方。
崔明亮：妈，你也该解放解放思想了。
崔母：说你们吧，走到街上别给人家当流氓抓起来。
二勇：咳，男的不流氓，发育不正常。
崔母没听清：什么？
二勇：没事，没事。
仨人笑。崔母回里屋。
崔明亮打量着自己腿上的裤子：咋好像没你的宽？
张军：好像？我是买的！你是自己做的。
崔明亮的父亲崔万林拎着一袋面粉进来——他戴着一副镀着水银的太阳镜，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印着北京火车站图案的黑色人造革提包。
哥仨顿时收敛了许多。
张军、二勇：叔叔。
崔父摘下眼镜：快去搬木头吧，人家在等着呢。
说完崔父进里屋去脱大衣。哥仨鱼贯而出。
崔母到外屋来捅炉子。
崔父从里屋出来。
崔母：路上滑不滑？
崔父一头往外走去：净说废话，能不滑吗？

第3场、辘轳把街工人宿舍区，下午
日头已经开始西移，日影单薄，巷子空空荡荡。
一辆旧的红色小四轮拖拉机，没有熄火，“轰隆隆”地停在崔家门口院子里，车槽里拉着三根木头。
崔明亮、张军、二勇从屋子里出来，在崔父的指挥下，崔明亮、二勇爬上了车槽。
三根沉重的木头滚下了拖拉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拖拉机开走。
几个人一起弯下腰，气沉丹田：一，二，三！
木头被他们抬到崔明亮家的墙根下。
崔明亮正准备和张军、二勇上街去。
崔父望着离去的儿子突然发现了什么：过来，你穿的这是什么裤子？
崔明亮：喇叭裤。
崔父：啥叫喇叭裤？
崔明亮：喇叭裤就是喇叭裤，就这样。
崔父：那能蹲下？
崔明亮：咋蹲不下？
崔父：你蹲蹲看，你蹲！蹲下，能行吗？
崔明亮：咋不行？
崔父：穿上这裤子工人能干活？农民能下地？
崔明亮：我是文艺工作者，不用干那些。
崔父：文艺工作者？刚给你们点自由就想搞资产阶级那一套。
崔明亮：不跟你说了，咱有沟——代沟。（扭头就走）
崔父：你给我回来！

第4场、电影院前的广场，下午
电影院前的广场上，站满了等着看电影的人，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洪湖水，浪打浪》。
尹瑞娟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女式旧军衣，领口上缝着用白线编织的领衬，显得清秀端庄；她旁边站着身穿一件红碎花中式罩衫的钟萍——她的辫子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发卡。
俩人站在那里等人。不时有个留小胡子的青年鬼头鬼脑在她俩面前晃动。
钟萍：真讨厌！
尹瑞娟：咋了？
钟萍：真讨厌，那个小胡子一直在盯着我看！
尹瑞娟四下里看了看：哪个小胡子？
钟萍：那个穿蓝大衣的。
尹瑞娟：不理他！
钟萍：讨厌。
小胡子青年转到俩女孩儿跟前吹了一声口哨，周围一阵哄笑。
尹瑞娟和钟萍背过身去。
钟萍：真流氓，上次在实验小学歌咏比赛的时候他就老盯着我看。
尹瑞娟：他们咋还不来？
突然，大修厂的那伙小青年将其中的一个瘦子一头推到尹瑞娟身上。瘦子又喜又恼，稍站稳后又回头冲到推他的那伙人里扭作一团。
钟萍：流氓！
那帮小子压尖嗓门学着女腔起哄：流氓。
尹瑞娟：别理他们，越说他们越起劲。
钟萍：不行，我非好好骂骂他们！
突然，一个满脸疙瘩的人又给猛地推到钟萍身上，小伙子顾不得拣掉在地上的帽子，就激动地回身去，和同伙们推推搡搡地理论起来。
钟萍一言不发地弓身拣起帽子。
疙瘩脸嗫嚅地折了回来：我的帽子？
钟萍：你不是厉害吗？
疙瘩脸：又不是我，是他们。
尹瑞娟：给他吧，给他算了。
正说着，一个人又给推到了尹瑞娟身上，这回她真有点恼了：你们想干嘛？小心点，我爸是尹忠民！看我回头告诉他，有你们的好看！
小胡子：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他尹忠民又把我们咋样？
尹瑞娟：那你等着。
小胡子讪讪地：好男不跟女斗。走，咱买票去。
疙瘩脸缠着钟萍：我的帽子？
钟萍把帽子扔了过去：怎么不厉害了？
疙瘩脸把帽子戴上：你们好像是文工团的吧？
钟萍：是又怎么样？
疙瘩脸：今天票特别紧，要不要我帮你们买？
钟萍：一边去！
小胡子一伙哼唱着呼啸而去：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售票处传来喧闹的嚷嚷声。
张军骑车带着崔明亮、二勇远远过来，哥仨一路唱着《杜丘之歌》。
尹瑞娟：怎么也跟赖皮似的？
钟萍：你看崔明亮，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哥仨停在俩女孩儿跟前。
钟萍：什么意思？说是请我们看电影，现在才来？
尹瑞娟：票都快卖完了。
张军：崔明亮，你看咋办？人家尹瑞娟已经生气了。
二勇捅了一下崔明亮：还不快表现表现。
尹瑞娟：你们在说什么呢？
崔明亮抬起脚，踩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系着鞋带：家里有点事来晚了。
钟萍：哟，你怎么也穿起了喇叭裤？
崔明亮：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尹瑞娟：这么大人了，还老学人家。
崔明亮：向先进看齐嘛。
张军：你看你，又挨批了不是？
钟萍：欠骂呀，你？
二勇从售票处那边跑来：快！就只剩边上的票了。
钟萍推了一把张军：去啊，还愣着干什么？

第5场、售票处前面，下午
售票处早已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两个小窗口同时打开卖票，人群你推我挤乱作一堆，喊声骂声连成一片。
崔明亮哥仨来到人群外围。
崔明亮一只手里捏着钱，张军和二勇扶着他的双腿把他抬了起来，崔明亮一只手掠过人们的头顶撑住了墙，身子一使劲，脚踩着一个人的肩膀，几下爬到了售票窗前，扒在那儿把住了，然后将自己捏着钱的手伸了进去——背后传来一阵阵骂声。

第6场、电影院的放映大厅里，下午
电影已经开演，银幕上是印度电影《流浪者》。
黑暗中张军搂着钟萍，崔明亮紧挨着尹瑞娟，二勇一个人在吸着烟。
音乐起——《流浪者》的主题歌《拉兹之歌》。
突然，音乐断了，银幕上只有无声画面在晃动，在麦克风一阵哔哔啵啵的杂音后扩音器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文工团的尹瑞娟，门口有人找！
一时嘘声混和着口哨声四起。
尹瑞娟在黑暗中站起，匆匆地往外走去。
银幕上的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
崔明亮也站了起来，跟着走了出去。

第7场、电影院的门厅里，下午
电影院的门外涌着许多等着看下一场电影的年轻人。
门厅里站着尹瑞娟的父亲尹忠民——他身着蓝色警服，神色威严，正在抬腕看表。
另一个年轻的警察带了一串长发青年从门外进来，沿着墙根跑了一溜。
一个头发不短的中年人兴冲冲从票房出来——是文工团的徐团长。
徐团长：哟，老尹！
尹父：徐团长！
徐团长：您忙呢？
尹父：这不，一放外国电影，这些赖鬼就出动了。
徐团长：是啊，是啊。
尹父：当然不是说你啦。你忙什么呢？
徐团长有点尴尬：来取票。这儿的小刘给留了几张晚上的票。这不放《流浪者》嘛，看的人忒多，怕买不上票。
尹父：徐团长，你说现在，这种讲小偷的电影也让放？这不是苍蝇蚊子都进来了——你是搞艺术的，你倒是给我讲讲，这电影怎么个好？
徐团长：我这也就是光听说过，还没看呢。听别人说在艺术上还是有点特色。外国的东西嘛，我想上边的意思，也是让批判地吸收。
尹父：就是！可你看这帮流里流气的混小子，能有什么分辨能力？还不是跟着起哄？
徐团长：您忙，您忙，我还有点事。（讪讪离去）
那边一个留长发的青年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一个警察把一个空啤酒瓶塞到他的喇叭裤脚里，然后拿起一把剪子咔咔地把他的裤脚剪掉一块。
尹瑞娟从里边出来，怯生生地站在父亲跟前：爸！
尹父：你也跑来凑什么热闹！
尹瑞娟：什么叫凑热闹？
尹父：说你还犟嘴！你跟谁在一起？
尹瑞娟：钟萍！
尹父：你就跟好人学吧！
尹瑞娟：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父女间短暂地沉默。
那串长发的青年在墙根那边偷偷地瞟着尹瑞娟。
尹父：都给我老实点！向后转！
那串青年齐刷刷地转身面壁。
尹父：有时间好好呆着学点什么不好？跑来看这种电影，你有这个批判能力？
正说着，崔明亮叼着烟跟了出来，一见尹父，忙把夹着烟的那只手背到了身后，想溜走。
尹父：这不是崔明亮？
崔明亮：叔叔。
尹瑞娟忙掩饰：真巧，你也来看电影了？
崔明亮：是啊。
尹父：那你不看电影，跑出来干什么？
尹瑞娟：爸！
崔明亮：我刚想起来，得赶回去写个材料。
看着崔明亮离去，尹父的口气顿时柔和了下来：看完电影早点回家。
尹瑞娟扭头就走：我不看了。
尹父回过身来继续处理墙根边的那帮小青年：什么单位的？
一青年：火柴厂的。
尹父：火柴厂的？还穿着喇叭裤，什么作风！
青年：为啥不能穿？刚才跟你说话的人不也穿着？
年轻警察：什么态度！
尹父：你倒挺会找榜样的，人家扰乱公共治安了吗？人家搞投机倒把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在倒票？
小青年低下头。
尹父：还嘴硬，是不是想让我叫你们厂保卫科来领人？
小青年：别，我真的没干。
尹父：还不老实！你一下买十张票干啥？我问你，你长多少双眼睛？你想糊弄谁？
小青年：我们家人多，我有六个哥，一个姐，加上爸妈正好十个人。我哪敢糊弄您。
尹父：算算，我可告诉你，今后少在公共场合起哄，没事不要老在电影院一带瞎混！
小青年：是，是，一定。
尹父：你走吧。（看着小青年的背影，想了想）你回来！
小青年赶紧折了回来。
尹父：回去好好刷刷你那口牙，一张嘴呛人一跟斗！
小青年：嗳，一定刷，一定。

第8场A、街上，黄昏
已是黄昏时分，街上人来人往，空中隐隐还能听到《拉兹之歌》远远地从电影院那边的高音喇叭里飘来。
尹瑞娟独自走在街上。
一群拎着木棍的少年突然冲进了街边的副食店，一阵混乱过后，被打的人从店里跑了出来，沿着街道一路狂奔，没走多远，被追上来的人打翻在地。
尹瑞娟紧张地退到路边，看着打架的人迅速地四散而去。
尹瑞娟继续往前走去。

第8场B、尹瑞娟家楼前，黄昏
尹父骑着自行车来到楼前，锁上车。然后爬上二楼，回到了自己家里。
刚才在街上挨了打的小子懵懵地来到楼前，找到一木棍，抓在手里抡了抡，走出了院子。

第9场、城墙下，黄昏
一边是蜿蜒的城墙，一边是错落的民房。崔明亮一个人在日落时分走在城墙脚下长长的小巷中。
小巷中空无一人。崔明亮挑了一处平缓的城墙，徒手爬了上去。
他沿着城墙向前匆匆走去。
城墙下刚才挨打的人捂着流血的脑袋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小巷里穿行。


第10场、尹瑞娟家，黄昏
洒进窗口的阳光已经收短，尹瑞娟静静地坐在窗前喝着水。
这是一间狭小的平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城墙。屋子中间的铁炉上烧着一壶水。炉火通红，白汽徐徐。窗户上缺一块玻璃，临时蒙上去的白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呼直响。
墙上挂着尹瑞娟母亲的遗像。
尹父盘腿坐在炕上，父女俩相对无语。外面间有城墙上玩耍的孩子们虚忽的吵闹声。
尹父：写材料？还要写什么材料？崔万林的儿子会写什么材料？打死我也不相信。还学人家装近视眼，歪头斜眼地还戴双副眼镜，长上四只眼就会写材料了？
尹瑞娟：你还不是以貌取人。
尹父：以貌取人？要不是以貌取人，你爸爸能一下就把刘三定抓住？汽车站一天几百号人来来去去，还不靠我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以貌取人？不以貌取人，我能一年抓住七个流窜犯？
尹瑞娟：那是贼笨！
尹父：少贫嘴。你说你们到底是咋回事？
尹瑞娟：反正我不是跟他一起去的电影院。
尹父：那你们一前一后的是咋回事？就这么巧？
尹瑞娟：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跟他一起看电影。
沉默。
尹瑞娟抬头望着窗外，远远地城墙上正站着崔明亮。
尹瑞娟低下头去。
尹父：你爸爸可是干公安的，咱可不能跟他来往。你知道他爸爸是什么人？六二年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就和自己的女徒弟不清不楚，害得人家只好调到罐头厂去；六四年四清，在张家堡没几天就和公社的广播员好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又打又抢，后来当了联总司令就更不得了啦，自己混上个厂长不算，还把那个相好的调到机械厂医务室当大夫，连青霉素都不知道，还当医生，就会给人家开四环素，你看机械厂的那些子弟，一个一个长大都是一口大黄牙——四环素牙，这都是他崔万林造的孽。
尹瑞娟：都说这些干什么？
尹父：就是要说给你知道！现在社会上什么人没有？你懂个啥？到时候上了当还不知道。
尹瑞娟：我又不是小孩子。
父亲默然。
尹瑞娟：按你这么说，法官的儿子就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就永远是小偷？
尹父：什么法官小偷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要求上进。你妈要活着，知道你和崔万林的儿子在一起，看会把她气成什么样！
尹瑞娟：那可不一定。
尹父：像你这样每天跟那帮后进青年混，还想不想解决组织问题？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那个老跟你在一起的钟萍，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扮，到处招摇过市，那些小流氓背后叫她什么，曼娜！自己不知道还鬼着呢。
尹瑞娟披上一件棉衣。
外面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老尹！老尹！
尹父：来吧。
四姨走了进来：来几回都碰不到你。娟子，那事你爸都跟你说了吗？
尹瑞娟：说了。
四姨：明天无论如何见个面吧，是时候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么。人家条件挺不错的，山西医学院刚毕业，父母都是老干部，我们医院好多人都追着给说媒呢！
尹瑞娟：四姨，您喝水！
四姨：嗳。你说娟子这样的孩子多让人放心。我们放射科有个大夫叫王天寿，两口子人别提有多老实了，他们儿子自打从林场插队回来后一直也没找到工作，在家待业，就和洪南社的二民他们混上了；前天在西门外的饭铺里吃饭，跟人家文水家的小子打了起来。天寿的儿子吧，胆小，说是没动手，可也给一块儿弄进去了。我跟天寿两口子吧，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口子现在求上门来了，你看这事儿。
尹父：是昨天的事吧？
四姨：好像是昨天，我也说不清楚，要不我让他们自己进来说？
尹父：怎么？
四姨：两口子不好意思进来，在外面等着呢！天寿！天寿！
一对中年夫妇拎着两包点心、几瓶水果罐头进来。
尹父：坐，坐吧。
四姨：这是老尹，这是他闺女。
天寿老婆：知道，知道，文工团的台柱子，我最爱看你跳舞了，真是越长越漂亮。
尹瑞娟：你们坐。我出去一下。
尹父：干什么去？
尹瑞娟：跟霞霞借副钩针去。姨，我先走了。
四姨：别忘了明天的事！
尹瑞娟匆匆应了一声就走了。
天寿老婆：你看人家老尹这孩子教育得有多好，真是为大人露脸。唉，我们家那个不争气的东西，真能把人气死，你看看这，简直把我们两口子急死了！
尹父：你孩子多大了？
天寿老婆：21。
尹父：现在这青少年犯罪是个社会问题，当然喽，这主要是前几年受了四人帮搞打砸抢的影响，不过现在的文艺作品我看也有点问题，你看今天电影院放的那个印度电影，什么《流浪者》，讲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爱上了一个小偷，你们说说看，不好好引导，这些小青年看了能不到社会上去捣乱。
众人：是是。

第11场A、城墙上，黄昏
崔明亮站在城墙上，呆呆地眺望着远处尹瑞娟的家。
这是一栋二层平板楼的二层，楼面一侧走廊裸露，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尹瑞娟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服从一个门里出来，匆匆穿过楼道走了出来。
崔明亮点了根烟，靠在城墙上。
城墙上空空荡荡，西风吹来，荒草摇曳。
尹瑞娟沿着台阶气喘吁吁地爬上城墙。
崔明亮：真巧啊！
尹瑞娟：巧什么？我早看见你了。
崔明亮：我也看见你了。
尹瑞娟：我爸能看见，下去吧。
一道台阶通往一处废弃的瓮城。俩人走了下来，站在一片衰草中。
尹瑞娟：咋没和他们在一起？
崔明亮：我不是先走了吗？
尹瑞娟：张军他们家还不知道他和钟萍的事吧？
崔明亮：应该知道吧，咋啦？
尹瑞娟：没事。
崔明亮：钟萍他们家好像对张军挺满意的，昨天张军还去他们家吃饭去了。
尹瑞娟沉默。
崔明亮点上支烟，随手把火柴扔在地上：你爸这人真有意思。
尹瑞娟：甚意思？
崔明亮：跟克格勃差不多。
尹瑞娟：怎么说话呢？那是我爸。我妈去了后，我爸特别为我操心。
崔明亮：有啥好操心的，我看你都快成军管对象了。
尹瑞娟：说什呢？
一股浓烟起来，俩人低头看去，刚才扔下的火柴燃着了一片衰草。俩人对着火发愣。
尹瑞娟：你明天干什？
崔明亮：上班。
尹瑞娟：明天我四姨让我去见个人。
崔明亮：去相亲？
尹瑞娟：都是他们安排的。
崔明亮：挺好。有人替你安排，好啊。
尹瑞娟：我四姨说他是个牙医，还是个工农兵大学生。
崔明亮：牙医好！大学生好！
尹瑞娟：你咋这么高兴？
崔明亮：不咋。

11场B、照相馆前，晚上
崔明亮一个人站在路边驻足凝望。
照相馆的橱窗里还亮着灯。在一大堆会议照中间是一张尹瑞娟的大照片。
几个中学生穿街而过，他们的打闹声使得空寂的街道更显冷清。
橱窗里的灯灭了。崔明亮点了支烟在路边抽着。
一辆沾满泥巴的卡车由远而近，车上站满了扛着铁锹劳动归来的机关干部。
音乐中，画外渐入尹瑞娟的朗诵声：
风流啊，风流
什么是风流
它不是时髦青年的衬衣
有领无袖
它是夜校的灯光
透出窗口
……

第12场A、文工团排练厅，晨
在民乐伴奏下，尹瑞娟在朗诵《风流歌》。
崔明亮坐在乐队中。
徐团长：停！
静下来。
徐团长走上前去，手把手地帮尹瑞娟纠正动作，身体靠得很近。
崔明亮下意识地用二胡拉了一个滑音，发出马的嘶鸣声。
徐团长自知失态，忙松手：中间不能停顿，一定要饱满，感情一定要饱满！好，大家自己练习一下。

第12场B、文工团财会室，下午
会计在发工资。
团里的几个女孩儿围着尹瑞娟在看她的新衣服。
孙丽英：你走的线太靠色了，要是走一条桃红色，肯定更好看。
李红丽：人家就敢穿这种浅颜色的衣服，我就不行，一想到要洗衣服，我就发愁，你看我的手。
尹瑞娟：这不挺好吗？
李红丽：好什么呀，你看洗衣粉把我这手全弄坏了！
孙丽英：看把你可怜的，胡志强还不心疼死呢！
李红丽：他才不管呢。来，我试试你的衣服。
尹瑞娟脱下崭新的罩衣，几个姑娘拿去轮流着试。
会计：崔明亮！
崔明亮过来。
会计：从这个月开始不发澡票和理发票了。
崔明亮：知道折成洗理费了。
会计：一共是38块9毛5！有三块钱的洗理费。
崔明亮：还少两块！
会计：这不是早上帘织布厂宿舍着火了，组织上号召咱们给受灾群众捐款，咱们每人两块，老徐五块。
共青崔明亮点钱：老徐又出风头！
会计：你最近怎么对徐头儿意见这么大？
崔明亮：我就是个搅屎棍，看谁不顺眼就搅谁。
尹瑞娟在房间另一边：崔明亮！
崔明亮：哎！
尹瑞娟：你们呆会干嘛去？
崔明亮：不干吗！你看，都点错了！
崔明亮开始重新点钱。
一群男团员坐在一起聊天，钟萍夹在中间。
张军：李洪运不会跑了吧？
文学峰：包在我这儿呢，跑不了！
张军：老李买这几块糖，非心疼死不可。
宋永平：保不齐回去搓衣板侍候。
崔明亮走过来：你屁股怎么这么硬？
文学峰：屁股是活的，座儿是死的。
崔明亮：起开！起开！
文学峰：不说理，来坐我腿上吧！
大家挤出了一条缝让崔明亮坐下。
钟萍突然大叫：过来，过来，让姐看看。
尹瑞娟和几个女孩儿过来，孙丽英穿着尹瑞娟的新衣服。
孙丽英：怎么样？
钟萍：挺好看的！
孙丽英转向男同事：怎么样？
二勇：还鬼呢，不怕割裤犯盯上你？
孙丽英：要盯也是盯尹瑞娟。
尹瑞娟：别吓唬我！
文学峰：尹瑞娟，来坐这儿！
崔明亮：你倒会做顺水人情。
文学峰：我替你让个座也不行？
宋永平：尹瑞娟，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会是去相亲吧？
尹瑞娟：对啊！
会计：尹瑞娟！
尹瑞娟过去领工资。
宋永平：啊，那割裤犯还没抓住？
二勇：没有。
文学峰：咋回事？什么割裤犯？
二勇：你不知道？
文学峰：不知道。咋回事？
二勇：这几天有个后生，可能是用剃须刀片，去割人家女娃娃的裤子。前几天，皮鞋厂有几个女的在百货商店逛，回去之后发现裤子给人家割开了，这么长的口子！已经发现好几回了，抓也抓不住。
文学峰：球疯了，割人家的裤子能怎么样？
正说着，徐团长推门进来。
徐团长：谢芳来了，你们知道吗？
钟萍一下直起身子：谢芳来汾阳啦？
徐团长：刚才县上来了个电话，说谢芳来这儿要拍个电影，叫《泪痕》。
钟萍：她怎么会来汾阳拍电影？
徐团长：汾阳怎么啦，我还来汾阳插队呢！
尹瑞娟走了过来。
徐团长：他们住县招待所，今晚准备搞个舞会。怎么样瑞娟？还有红丽你们几个，跟我去吧？说不定让导演看上了，一下就成电影演员喽。
尹瑞娟：别笑话我们了。
徐团长：怎么是笑话你呢？你知道张金玲吗？她还不是在大街上走，被人家导演一下看上了，从售货员一下成了个电影演员了。
崔明亮：那是人家北京的大街。
徐团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准你也能选上，去演个匪兵甲汉奸乙什么的。怎么样，瑞娟？有没有信心？
尹瑞娟：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
钟萍：干嘛去呀？
尹瑞娟：有点事。
钟萍：他们跳的什么舞？
徐团长：交谊舞呗。
钟萍：交谊舞？
徐团长：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吧，就金山和王丽珍跳的。
崔明亮：那不是资产阶级吗？
徐团长：那可不一定。六○年那会儿在我们北京，一到周末每个中学都有舞会，共青团、学生会组织的，大家在一起跳的就是这种交谊舞。这叫文明，听说中南海里的中央领导都跳。
崔明亮：那你给我们跳跳。
徐团长：那会儿我还小，看八中那拨大孩子跳过，也不难，就这样——
徐团长越说越来劲，嘴里打着节拍在屋里转起圈来。
门开了，徐团长停了下来，慢慢收住笑容
徐团长的老婆马改花走了进来：徐燕京，刘奋斗他们进城了，在家里等你。
徐团长跟老婆走了
宋永平：这两口子怎么还没离婚？
张军：瞧你这话说的。
宋永平：就这么说，徐头儿的心里话。
李洪运拎了一袋奶糖进来。
二勇：我们都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
李洪运：这长了一级工资，长出罪来了。
崔明亮：没我们投你的票，你能长工资？
李洪运给大家抓糖：铺子里就剩这么多了。
大家嚼着糖。
李洪运：哎，老徐怎么了？和老婆在外面吵架——
文学峰：哎呦——
众人：怎么了？
文学峰：牙疼。

第13场、街上，下午
二勇骑车带着张军、崔明亮在街上穿行。
崔明亮朝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音乐起，画外响起崔明亮的声音：现在我来为大家叙述一段我的亲身经历，我叫曼娜。忆起往事，觉得非常有趣。我的经历大概和每个少女是一样的——

第14场A、二勇家，下午
这里临街——推开房门就是马路。马路对面的一些国营店铺生意很兴隆，人来人往。
哥仨围坐在一起，崔明亮在读《曼娜回忆录》：
——他一下子把我抱进了他的怀抱，用那颤抖着的嘴唇吸住了我的嘴，放肆地吻着，我受不了这热辣辣的狂吻，一把握住了那又高又硬的地方，真硬呀！我终于尝到了爱的果实。多么宁静的夜啊！有多少青年夫妇，正在这时享受着美好的幸福啊！
二勇一把掀开崔明亮盖在腿上的衣服：多么宁静的夜啊！
崔明亮一把掀开盖在二勇腿上的衣服：真硬啊！
张军：怎么？倒顶起帐篷了？
二勇一把掀开张军盖在腿上的衣服：你这哪是帐篷，简直是蒙古包！
崔明亮：张军，你尝没尝过爱的果实？
张军：你管我呢！
二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要向少华表哥学习，大胆点上。
张军：尹瑞娟真的相亲去了？
崔明亮：我骗你干甚？
二勇：怪不得今天穿了件新衣服，我看你是完球了，没准人家两个早对上眼了！你就等着上水礼，吃喜糖吧。
崔明亮：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二勇：关键是人家知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勇敢点上，先拉手，后亲嘴，顺着胸脯往下走。
张军：这个对他太深了，要不先写封情书？
崔明亮点烟，点的是过滤嘴。
张军：哎哎，点反了。
二勇：藏着带把子的不给我们抽！
崔明亮给两个人发烟。
张军：要不一会儿我让钟萍把尹瑞娟给找出来，就说要去教育局看电视，你们俩好好谈谈？
崔明亮：别！
二勇：这么个好办法，等尹瑞娟来的时候你牛点，装做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她要真对你有意思肯定会急。
张军：就这样办了！
崔明亮：不要跟钟萍提相亲的事。
张军：放心吧，就说想一块儿去看电视。
崔明亮：也别让尹瑞娟知道是我故意找她。
张军：那当然。
二勇：再帮你写上封情书，保你很快能尝到爱的果实。
张军：写写！
二勇：你想要什么风格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
崔明亮：啥是革命现实主义的？
二勇：那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来就说你想她想到睡不着觉。
崔明亮：浪漫主义呢？
二勇：先描写美丽的风景，再以物喻人，最后点明主题。
崔明亮起身往外走去：算了吧！
张军：写写！
二勇铺开纸：怎么开头？
张军：朦胧点。
二勇：亲爱的尹瑞娟
张军：不行，太干！
二勇：那，亲爱的娟？
崔明亮在屋子另一边：真肉麻！
张军站起来朝门边走去：干脆别写开头，直接说事吧。
二勇：行。（点烟，也点反了，过滤嘴冒出一缕清烟）

第14场B、二勇家门口，下午
崔明亮和张军在门口吸烟。
街上人来车往。
屋里传来二勇的声音：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远吗？
二勇叼着烟从房间里出来。
几个身穿棉织厂工作服的十八九岁女孩儿骑着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二勇怪腔怪调地唱了起来：
阿巴拉古
小姑娘站住
谈恋爱不——
女孩加速蹬车。
张军追着她们的背影喊：我是干部！
女孩儿们：流氓！
哥仨尖着嗓子叫：流氓——

第14场C、尹瑞娟家，下午
尹瑞娟和钟萍坐在床上。
尹瑞娟：你这么听张军的话，他要来你就来？
钟萍：谁说的，我是想帮崔明亮的忙。
尹瑞娟：他自己不会来？还托人。
钟萍：就他那点小胆！
尹瑞娟：你觉得他怎么样？
钟萍：我还想问你呢。
尹瑞娟：我也不知道。那天咱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不是被我爸叫走了吗，我一走，他也出来了。后来我回了家，你猜他怎么着，他爬到我家对面的城墙上，站在那儿往这儿看。
钟萍：那你没有去找他？
尹瑞娟：干嘛要去找他？他自己愿意挨冻。
钟萍：你对人家好点。我看崔明亮对你挺真心的。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们一起去看电视，他见不着你都快有病了，怎么说来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尹瑞娟：讨厌。
钟萍：你就算是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嘛。
尹瑞娟：我爸知道了又该说我了。
钟萍：怕什么。呆会儿你见了他先别跟他说话，让他主动点。
尹瑞娟：有什么说的！
钟萍：对了，我在大街上碰到刘香萍了。
尹瑞娟：哪个刘香萍？
钟萍：就是武装部刘政委的女儿呀！
尹瑞娟：她不是参军当女兵去了吗？
钟萍：对啊，这不从沈阳军区回来探亲，听说人家在沈阳军区文工团还是个台柱子；这次回来呀带了个男的，长得跟唐国强一样，听说是个什么参谋，老子也是高干。
尹瑞娟：我们家用的枕巾就是沈阳出的。
钟萍：你呀就是太听你爸的话了，要不你现在还不早去沈阳了。
尹瑞娟：机会不好嘛，正好赶上我妈出事。
钟萍：其实她的舞跳的比你差远了，还不是有个好爸爸。
尹瑞娟：她穿上军装好看吗？
钟萍：挺精神的，不过我看出来了，她的军裤是自己改过的，那么窄。唉，在外面自由是自由，可也说不定哪天就大肚子给开回来了。
尹瑞娟：哎，钟萍，你说就像《生活的颤音》里面那样亲嘴，会大肚子吗？
钟萍大笑起来：你跟人亲过嘴了？
尹瑞娟：说什么呀，我不就问问。
钟萍：你听谁说的？
尹瑞娟：田桂兰上午说的。
钟萍：真的？
尹瑞娟：真的。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她真的跟我这么说的。我也不大信。
钟萍：她真的这么说啊？
尹瑞娟：你咋啦？
钟萍：不可能，不可能！
尹瑞娟：你跟张军，那个什么过了？
钟萍：啊。
尹瑞娟：好啊，真流氓！

第15场、西府街，黄昏
崔明亮、张军、二勇骑了两辆自行车穿行在西府街上。
前面不远处聚满了人群，还有不少人在兴冲冲地往那边走。
崔明亮他们三个人停了下来，放下自行车，挤进了人群。
这里正在拍电影。工作人员在反复测光，导演在给演员说戏。女主演谢芳披头散发，手里拿着一支塑料玫瑰。
崔明亮问身旁围观的人：哎，这是干什？
围观者：看不见吗？拍电影。
张军：啥电影？
围观者：看不见？《泪痕》。
场记拿出场记板，用粉笔写上：《泪痕》，第74场3镜1条。
警察开始清场。人群往摄影机后面退去，崔明亮他们几个找不到落脚地方，哥仨搭了个人梯，爬到了墙头上。
实拍开始。
故事片《泪痕》片断——谢芳饰被迫害发疯的女归侨，手拿一支玫瑰边走边唱：在我心灵的深处，藏着一朵玫瑰——副导演走到导演身边：（上海话）导演，焦点有点虚。
导演一甩围巾：（上海话）那能弄格？情绪，演员格情绪那晓得哇？
副导演：勿要紧，再来一条。
导演：侬叫依拉当心点。
谢芳还在唱。
崔明亮哥仨看得兴高采烈。
崔明亮回头。
墙的那边是一个院落，一个十七八左右的女孩儿端了一盆刚洗好的衣服从屋里出来，一件件地晾在一根铁丝上。
崔明亮脸上现出一丝黯然。

第16场、理发馆，夜
长条形的理发馆里坐满了人，理发师傅穿着白大褂像大夫一样站在铁扶手椅后面忙忙碌碌。
水箱好像坏了，店堂里雾气腾腾。
门口的一张桌子后，卖票的在叫号：7号，7号！
崔明亮他们仨交票换号后，坐在木条长椅上等位置。刚才被叫到的7号坐到了他们边上的一个位置上。
理发师：什么发型？
7号：来个杜丘式！
理发师：我们这儿只有大背头、小平头、分头，没听说过什么杜丘式。
7号从怀里掏出一本《大众电影》，翻开彩页，指着《追捕》中高仓健扮演的杜丘，递给理发师。
理发师：噢，日本人，那你去日本理吧！下一个，8号！
7号：行了，行了，那就再给我来个分头吧。
崔明亮三个等着。前面还排了很多人。
二勇学着上海话在自言自语：焦点有点虚，焦点有点虚。
崔明亮：你烦不烦？
二勇：怎么，脾气大了？是不是想牙医想得牙疼？
我帮你练他一下，打坏他，把他牙打到肚子里去，让他自己都没法补！咋样？
崔明亮不说话。
店门推开，钟萍拉着尹瑞娟一前一后进来。
钟萍：找你们半天了！
张军：你不知道我们在理发？
钟萍：我又没找你！崔明亮，走，今晚有好电视，跟姐看去！
崔明亮：没看要理发呢？
钟萍：德行样子，还摆起架子来了！尹瑞娟，尹瑞娟，走吧，一起走吧。
二勇：甚电视？
钟萍：好像叫那个《加里森敢死队》。
二勇：《加里森敢死队》？
钟萍：他们说特好看！
二勇：打仗的吧？
钟萍：你也走吧，张军。
张军：你不是找的不是我吗？
钟萍：少废话！快走，快点呀！
张军：走！
钟萍：走吧，二勇。崔明亮！
崔明亮一个人还坐着。
钟萍过来拉崔明亮：走啊！你有病呀？

第17场、删——

第18场、电视室，夜
电视室里挤满了年轻人。崔明亮、尹瑞娟他们挤了进来。
电视里正放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
尹瑞娟看了一眼崔明亮：还看吗？
崔明亮：走吧。

第19场、街上，夜
崔明亮和尹瑞娟并肩走在一起。
街上空空荡荡。
邮局的墙上有排阅报栏，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当天报纸，报栏橱窗里的光线投射在周围街道的地面上。
两个在阅报栏跟前停了下来。
尹瑞娟：你今儿都干嘛了？
崔明亮：我呀，今儿又迟到了，把老徐给气的。后来跟张军、二勇去了趟汾中，二勇他大姨的儿子要考大学。
尹瑞娟：干嘛都要考大学啊？
崔明亮：现在大学生吃香啊。
尹瑞娟：那后来呢？
崔明亮：后来回家了。我们院的变电站坏了，供电局的一帮人修来修去，修来修去也没修成。对了，告诉你，今儿我看到人家拍电影了。
尹瑞娟：拍电影？
崔明亮：还真的见到演林道静的那个女的了。
尹瑞娟：她长什么样？
崔明亮：长什么样？一鼻子俩眼，跟你一样。
尹瑞娟：你看你，真有好玩的你就不带我去了。
崔明亮：你不是忙啊。
尹瑞娟：才不是呢。
崔明亮：那我明天带你去。
尹瑞娟：团里开会呢？
崔明亮：管它呢！
尹瑞娟：在哪儿呢？
崔明亮：焦化厂。
尹瑞娟：太远了。
崔明亮：不远，才19公里。那明天我在城门口等你？
尹瑞娟：明天？再说吧。
崔明亮：再说什么呀，明大。不会还要去相亲吧？
尹瑞娟：这事你别跟人家说，包括钟萍在内。
崔明亮：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尹瑞娟：干嘛说这种话？
崔明亮：那个牙医怎么样？
尹瑞娟：挺好的。一进门人家就告诉我，他有一米八三；家里有36条腿。
崔明亮：他们家腿真多。
尹瑞娟：你怎么了？
崔明亮：没事。焦点有点虚。
尹瑞娟：说甚？
崔明亮：没什么。那明天咋样？
尹瑞娟：下午两点吧。

第20场、崔家正屋、夜
一盏昏黄的灯悬在屋子中间，房间的角落里布满阴影。
崔明亮的父亲正准备出门，但又磨磨蹭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崔母：什么鬼又勾上你了，晚上就不能在家呆着？
崔父：你钻在家里知道什么？厂里机床坏了还不得我去修？
崔母：机械厂离了你就关门了？不要以为我在家里就甚也不知道。崔万林，我不是瞎子！
崔父：你那说是个甚？
崔母：说的是个什么？你们父子都不是好东西。
崔明亮：妈，我咋了？
崔母：你？千万不要让我把你的鬼捉住。
正说着，房门开了，崔明亮弟弟永红低头进来，缠满了纱布的脑袋像是戴了一顶白棉帽。
崔明亮：妈，——
崔母一看惊叫了起来：哎呀！这个畜生，又怎么啦？又跟谁心烦了？怎么就把脑袋打成这样？
崔永红一言不发，摘下书包，自己去倒水喝。崔父过来踢了永红一脚：这个狗日的！老是惹事生非，咋啦？
吓得崔永红直躲。
崔母：说啊，咋啦？谁打的？
崔永红：刘三儿。
崔母：哪里的刘三儿？
崔永红：北关的刘三儿。
崔母：为甚？
崔永红：他偷了我的新钢笔，我过去找他。
崔母：老师咋不管？就打成这样？真是气死人，真是的。
崔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要走：不管球你们，爱不释手你们咋样。我走了。
崔母：崔万林，你站住！孩子的脑袋打成这样，你就要走？
崔父：咋？让我去把刘三的脑袋打烂？不管你们。
崔父出门。
崔母：爱球你们咋样，我也不管了。

第21场、删——

第22场、崔家正屋，中午
崔永红坐在屋中央的饭桌边发呆。
崔明亮走过来坐下，冲弟弟笑笑：喂！
崔永红仍在发呆。
崔明亮：喂喂！
弟弟还是没有反应。
崔明亮站起来进了自己房间，又回来，手里拿着一颗红五星，别在弟弟头上像帽子一样的纱布上。
崔明亮：真像雷锋！
一阵自行车声响过，父亲回来了。
午饭还没好，母亲在忙碌。
崔父：好冷。那又等得吃了吧？瞎日鬼什么？一天起来就能瞎日鬼，拿过来。拿作业去，我看看。
父亲接过弟弟的书包，开始检查。
崔父：咋能考下28分？
永红：老师出题不对的呢，又不是我没考好。
崔父：你不长脑子？老师就没有不对的？拿上铁尺做什呢？要打架呢？（翻出一本连环画）还看小人书，你多大了？《茶花女》？什叫《茶花女》？
崔明亮：卖茶花的女人就叫茶花女。
崔父翻开连环画一字一句地念着前言：作品通过玛格丽特的不幸身世和悲惨结局，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虚伪。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寒苦，后为生活所迫，沦为巴黎街头的妓女。还巴黎，妓女呢！（边说边伸出手去打儿子）
崔永红一下站了起来，扭头推门走了出去。
门哗地一声又开了，母亲一言不发地进来，端上饭菜，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崔父：吃饭吧。
崔明亮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站起身穿上衣服准备出门。
崔父：干啥？不要去找他。
门砰地一声撞上。
屋里只剩下了夫妻两个，一声不吭地自顾低头吃饭，谁也不看谁。

第23场、巷子里，中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穿过几条巷子，远远地看到弟弟一个人站在路边。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街上电线杆上有线广播的喇叭里传来了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的声音，讲的正是岳云飞锤打死金禅子的一段。
崔明亮停在弟弟的身边：回去吧。
崔永红：你少管老子！
崔明亮：我老子是崔万林！也是你老子，别他妈的成天总是老子老子的。回去吧。
崔永红：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崔明亮没说话，掏出根烟放在嘴里。
崔永红：给根烟抽。
崔明亮：小毛孩儿抽啥烟？你还想干啥？
崔永红：他们的事你知不知道？
崔明亮：啥事？你知道个啥？不要瞎想了，回去吧。

第24场、建昌塔下，上午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在冬天的田野里游荡，冻结在一起的坚硬路面反着白光。
尹瑞娟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两条修长的腿拖在地上。
两个人在建昌塔下停下。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人迹。
尹瑞娟：还往哪儿走啊？
崔明亮：说是这儿啊！
尹瑞娟：你净唬我。
崔明亮：真没唬你，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尹瑞娟：哪儿有什么拍电影的？
俩人四处眺望。
崔明亮：那儿不是！
远处隐隐有一帮人扛着器材在忙碌。

第25场、田野里，上午
崔明亮和尹瑞娟从田间小道上走来。
一群勘探人员正忙着。有的拿着标杆站在远处，有的趴在水平仪上计算数据，一个女孩儿拿着夹子在做记录。
男：1.48。
女：1.48，左边。
男：1.37。
女：1.37。
崔明亮：这是拍电影吗？同志。
女孩儿：你要干什么？
崔明亮：什么也不干，看看。
男同志：我们是修铁路的。
崔明亮：这里要修铁路，我怎么没听说？
男同志：你怎么能知道。
崔明亮指着测量仪：我能看一下吗？
男同志：你？不行，不是你看的。

第26场、删——

第27场、张军家院子里，下午
整齐的四合院被主人精心地装饰过。
崔明亮骑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张军和二勇站在院子里。
张军：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找你不在。
崔明亮：出去溜了一圈。
二勇：去哪儿溜了？
崔明亮：哪儿溜能跟你说？
天井里摆着几只新拉回来的沙发，地上还扔着一些包装纸。
崔明亮：哎，这是啥椅子？
张军：土了吧，这叫沙发。
崔明亮：沙发？外国有，中国也有啦！
张军：这是我姑姑从广州给我家捎来的。
崔明亮：广州？多远啊，咋过来的？
张军：这有啥发愁的。我姑用火车从广州一直托运到太原，我爸找了一个化工厂拉骨头的车，一下拉回来了。
崔明亮：来，我坐坐，我坐坐。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上下晃动着身体，感觉着沙发的弹性。
崔明亮：还坐火车呢，这家伙。
二勇用力拍打着沙发扶手：就是，你没坐过，我没坐过，它倒坐过了。
崔明亮使劲用身子晃动着沙发，沙发发出“嗝嗝吱”的响声：狗日的沙发，老子没坐过火车，它倒坐过了！

第28场、张军家，黄昏
张军在家一人住一间屋。房间狭小，墙上挂着一个电镀的拉力器，贴着刘晓庆的画片。靠窗口的写字台上，摆着一台老式的木壳电子管收音机。
张军、二勇和崔明亮仨正在打牌：
——三小！尖儿！炸了！七！两二！两七！两七，两八，要不要？快点！两四！
二勇：钻，钻吧，臭手！
崔明亮：倒霉蛋！
二勇：给你让开地方，你好好钻。
张军：还是别钻了吧？
崔明亮：钻吧。
二勇：别耍赖！
张军：猛劲钻。
二勇：回去，回去。
崔明亮：钻回去不就完了！
张军：再见。
崔明亮：起牌。
张军：臭牌，换上个好的吧？
崔明亮：不玩了吧。
张军：你想玩啥？
崔明亮：啥也不想玩。
二勇：想尹瑞娟吧？
崔明亮：想不想碍你个球？
张军：想她哪儿？快交待。上半身？中半身？下半身？
崔明亮：去——
张军：啊，说吧？
二勇：想就是想吧，想女娃娃怕啥呢？
张军：想是很正常的。
哥仨沉默无语，少顷。
张军把收音机的电源插口接在灯座上，然后拧开开关。刚开始是山西新闻，然后是新疆民歌；接着是苏州评弹；植树造林讲座；相声；最后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乌兰巴托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二勇：乌兰巴托在哪儿？
张军：外蒙古首都。
二勇：外蒙古在哪儿？
张军：一直往北走，过了内蒙就是。
二勇：再往北呢？
张军：苏修。
二勇：再北呢？
张军：该是海了吧？
二永：海北边呢？
张军：你球不球麻烦？成天问这问那。
崔明亮：再往北就这儿，汾阳，武家巷18号。
二勇：闹半天咱都住在海的北边。
广播里的天气预报仍在继续。
三个人一言不发。

80年代初，春天

第29场、化肥厂车间，下午
化肥厂的一个车间临时改作了化妆室。文工团的演员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化妆。
在一片乱哄哄中，刘书记：安静，安静！
弹琴试音聊天的嘈杂声停了下来。
徐团长开始点名：张一涛！／到！
宋永平！／到！
李洪运！／到！
崔明亮！／到！
张军！／——
没有人回答。
徐团长：张军！
还是没人回答。
徐团长：尹瑞娟！／到！
钟萍！／——
又是没人回答。
……

第30场、化肥厂区，下午
钟萍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着。
女工韩爱华送张军从车间里出来，一眼看到了钟萍，故意放慢脚步。她顺手摘掉了工作帽，露出了一头新烫的卷发。
爱华：你妈血压还高吗？
张军：不高了，不高了。
爱华：告诉你妈，每天都得吃药。这病不靠治，得养。
张军：我走了。
爱华：再见。
爱华转身回了车间，张军走过去从钟萍手里接过自行车，还没说话，钟萍已经扭头朝前走去。
化肥厂的生产仍在繁忙进行，管道排出的白色汽雾和红色火焰映照出一派工业氛围。
张军推车追上钟萍：怎么了？
钟萍不回答，径自低头走路。
张军：告诉你不要跟着，不要跟着，非要来。
钟萍：说好五分钟就回来，你说你呆了多长时间？
张军：总得把话说完吧？
钟萍：你怎么见了她那么多话？跟我就什么都不说。
张军：跟你天天在一起，跟她都三个月没见面了。
钟萍：我又没拦着你。
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在自行车上，缓缓跟着钟萍。
张军：上车！
钟萍：我还不高兴呢。
张军：有什么不高兴一会儿再说。
钟萍：我看你就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老在骗我！
张军：我就不能有点过去的事了？
钟萍：不能。
张军：人家不是说了吗，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过去。你不爱我了？
钟萍：这话是谁说的？
张军：谁说的？普希金。
又拐过一个路口。
张军骑着车，钟萍坐在前面横梁上。
钟萍：那按普希金的话，我也得爱韩爱华了？
张军：那倒不用，你爱我就行了。
钟萍：你以前的对象就差三个没见过了。
张军：那我还要受三回气了。

第31场、化肥厂俱乐部，下午
灰色的舞台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汾阳县化肥厂建厂三十周年”。
徐团长在演唱：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荡起小船儿
晚风轻轻吹
……
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张军和钟萍、二勇、尹瑞娟等在侧幕准备伴舞。
崔明亮拉着手风琴，侧脸看着他们。
第32场、乡间公路，暮色苍茫时分
太阳已经隐到了山后，乡间公路上已空无一人。
卡车拉着文工团一车人行驶在暮霭之中。
车上有人在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第33场、文工团排练厅，夜
徐团长在闷头抽烟。团员们围坐在领导的桌边，还有几个人正忙着搬运、清理演出用具。
电工老宋走了过来：徐头儿，徐头儿，追光坏了。
徐团长不吭声。
老宋知趣地走了开去：徐头儿子，不理我。
徐团长：喂，停一下，都停一下，过来，咱说个事。拿上凳子都过来。好了，安静一下，安静了。咱说个事。
人群里安静了下来。
徐团长：张军，你站起来。
张军不解地站了起来。
徐团长：你给咱们大伙儿唱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张军：我又不是搞声乐的。
徐团长：你唱吧，唱吧，没事。
张军唱了起来：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风光多么美——
徐团长：行了，行了。
张军还在唱：——花儿香——
徐团长：行了，行了。安静，安静。你今儿在车上唱什么来着？
张军这才明白过来：又不是我一个人唱的。
徐团长：不是你一个人？我就听着你来劲，我就听着你的嗓门最大！你这是搞什么呢？你这是。
张军：你要想整我呢是吧？
刘书记站了起来：不不不，不是这意思，咱们还是要安定团结。
徐团长：安定团结？你这个，我看着就是你带的头。
张军：不是我！
徐团长：不是你？不是你是谁？
张军：不知道。
崔明亮站了起来：是我。我。
徐团长：怎么又是你？那你来给大伙唱唱。
崔明亮：唱就唱（唱）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老婆七八个
孩子一大堆
……
大家笑了起来。
徐团长：行。停，停。你这是唱的什么？我问你，再过二十年那是什么时候？
崔明亮：2000年。
徐团长：2000年咱们国家要怎么样？要实现什么目标？四个现代化！你的目标呢？就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咱们国家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老婆七八个，那是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七八个，你弄得过来吗？（众人笑）还孩子一大堆，现在正在搞计划生育，你不知道计划生育的政策？
崔明亮：我就是随便唱唱。
徐团长：随便唱唱？你也忒随便了！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不假，可世界观、价值观，还得注意改造。你好好想想，你。
崔明亮：好，我好好改造。
徐团长：对了，今天还有个事。县里来了个通知，说让咱们宣传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哎，就你吧，你回去想想，琢磨琢磨，搞个节目，回来咱们一块儿排一下。
崔明亮：我又没结婚，我写不出来。
二勇：那你就赶快去体验体验生活吧。
大家笑。

第34场、删——

第35场、街上，“温州发廊”门外，中午
张军骑自行车带着钟萍在街上。
一队县中学生举着红旗打着标语在街上游行，边走边喊着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
张军和钟萍在“温州发廊”门前跳下车。
这间发廊的门面原本是一所民居临街的后墙，上面生凿开了道门。门口的木板上画着个妖艳的女人，上面用变体的美术字写着“温州发廊”。
张军锁了车，兴冲冲地进了发廊，旋即回身出来——他发现钟萍正站在门外犹豫。
张军：进来呀！咋了？
钟萍：算了吧。
张军：啊？
钟萍：算了。
张军：走吧，走吧。
钟萍：不想烫了。
张军：走，走。
钟萍：我不想烫了。
张军：肯定烫了挺好的。
钟萍：万一不好呢？
张军：肯定好。你烫头是给我看，又不是给别人看。走，快点。你还没有人家韩爱华勇敢呢

2002旧作
地下智者
——青岛贾樟柯电影周手记
   背景：2002年10月24日至30日，青岛贾樟柯电影周
                              缘起
    对于一个世俗的城市而言，贾樟柯是个奢侈的称谓。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电影没有公映，没有走向体制的地上，还在于理解的缺失，对于边缘、对于人的生存理解的缺失。
    正像有的影迷所说，《站台》中那动人心魄的十年，我们已经开始遗忘。因为对于现实来说，它们太残酷。现在，我们需要温情，需要“普通”的泪水，需要简单的感动。
    于是，当我们把贾樟柯引领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荒诞。10月26日，这一天的下午，在一间放映厅里，贾樟柯面对的是几十个影迷。而在十公里外青岛书城的陆毅写真集的签售会上，聚集了上千人。据说，那里的玻璃隔断都快挤塌了。
    这种对比是残酷的。这是因为，深刻对于现实的生存而言，也是一种残酷的事情。
    贾樟柯并不介意这种残酷，他觉得，能有人坚持下来，看完他的电影，他已经很欣慰，他觉得，这些人是值得尊敬与感谢的。
    有人说，贾樟柯，你拍的是不是作者电影。贾樟柯承认，但他不认为，自己的电影只是拍给自己的。的确，《站台》搬掉了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块石头。他觉得自己说了想说的东西，但这块石头并不只属于他自己，这里面埋藏着非常普遍的情感与现实，以及社会变革投射在每个人心头上的阴影。
   一个女孩说，看了《站台》以后，她把小时候的事情都想起来了。一个男孩说，他最喜欢那首《成吉思汗》，一个失恋的男人，喝醉了酒，搬着砖头，唱“成，成，成吉思汗”。
    这首歌的原唱，叫林子祥。我还记得，流行他的歌曲的80年代，那时候，买一盘《真的汉子》卡带需要15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买1盘半姜育恒或者童安格。
    但真正要买到，并不容易。
    贾樟柯的《站台》，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做着记录。从《火车向着韶山跑》到《幸福的人儿来相会》，到《站台》、《路灯下的小姑娘》。
    这几乎是一部新时期以来的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史。贾樟柯认为，这些音乐，是他的电影中，除了爱情和命运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核心。从80年到90年，这个十年充满了变化与动荡，人们对音乐的选择是对一种生命态度的选择。音乐写照了现实，诠释了现实。
    而这个切入点，足以说明，贾樟柯是聪明的。他懂得，如何将艺术与现实融合，如何将文化与当下的生存融合。歌声有时候，是人生最好的说明。
    因此，我非常愿意把《站台》看成一部史诗，一部青春的史诗，尤其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不过，与那些走向宏大与壮丽的史诗相比，贾樟柯的《站台》则走向了残酷，走向了生命挫败的残酷。
   《站台》中，崔明亮最终与尹丽娟结婚了，生了一个小男孩，在影片的结尾，尹丽娟抱着孩子在一旁玩，而崔明亮却睡着了。静静地睡着了。
    偏执的崔明亮变成了一个静止的、没有声息的崔明亮。这无疑是一个隐喻，暗示他开始接受生活了，放弃所有的理想与冲动，平静而劳累地接受生活了。
    贾樟柯说，他知道，崔明亮再也不会去看火车了，他不再会有那股热情了。
    这也是在诉说，人生就是一个站台，有等待，也有停靠。一辆火车，也有青春和苍老，当苍老到来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熄掉头顶上的滚滚白烟，熄掉那些奔跑的热情。停下来，等待，很快，年华就会老去。
    观看这部片子的一些影迷却忍受不了这一长度，半途有人退场了。他们觉得不能忍受，这种漫长。
    而贾樟柯觉得，这是他能将想法进行到底的一个长度。没有这个长度，他将无法把话说透。而为了这一个长度，贾樟柯也违反了原来130分钟的制片要求。贾樟柯觉得，这没有办法。一个导演的责任，就是要讲他想讲述的东西，如果按照制片人的方式走，那不如让制片人自己去拍片。
    贾樟柯自己承担了违反制片合同而带来的损失。他又成了穷人，这笔钱，是他从《小武》中赚来的。没想到，会失去得的这样快。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头顶升腾起一团烟雾，这团再平常不过的烟雾，却让人看出了一种理想。
    而理想最可贵的质地，就是坚决，显然，贾樟柯不缺少这一点，这也使我开始打消自己对于第六代导演的忧虑。
    因为此前有人说，第五代导演血管里流的是黄河，而第六代导演的血管里流的是胶片。
    我实在不喜欢这样哗众取宠的话。从贾樟柯的坚决与平实中，我看出，这只不过是某个人的哗众取宠之言，它不能代表什么，也不能说明什么。
                               境遇
    在我的判断中，第六代与第五代导演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淀和机遇。
    在积淀方面，第五代经历与见证了历史所沉淀下的太多东西。在政治疼痛的痉挛和人性的缺失中，第五代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要找寻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时候的他们，并不顾及民众，并不在乎普遍人的感情和泪水。
    人性的复归与解放，思索的拯救与奋起，价值的审视与重构，都渊源于一种个人化的立场。封闭的西北（《黄土地》），封闭的乡村（《菊豆》），封闭的山区（《孩子王》），封闭的四合院（《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无法扼制欲望，一种东西要冲出来，封闭要破了，灵魂要飞了，肉体要碎了。
    这一切就是要说，就是要唱，就是要解放，就是要告诉你：“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别回头……”
    不能回头，因为一切不堪回头。
    谁先回头，谁就会被“挂”。最现实的例子，就是田壮壮，这个拍《蓝风筝》的第五代导演，试图从这种人性的温情中走出来，回头看一下历史，看一下意识形态。结果，他就像影片中的那只风筝一样，被挂在了枝头。
    在影片里，小叔叔可以对小侄女说，不要紧，我再给你扎一个。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
    与田壮壮不同的是，所有直指“人性”，所有追溯民族根源和精神根源的第五代导演都“成了”，这里面包括张艺谋、陈凯歌，也包括拍《五魁》的黄建新，拍《炮打双灯》、《双旗镇刀客》的何平，以及拍《红粉》的李少红。
    在机遇方面，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个强调思想与追求的年代。无论是围坐在沙龙里言讨文学理论的作家，还是挤在画室争论凡高雷诺阿的画家，以及在讲堂里推广尼采康德的教授，他们都明白，自己碰到了一个奋进的时代。
    导演的机会也是如此，一部《红高粱》遭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华，体制给予它的推广与传播，其力度，就像是女排的五连冠。大大小小的影院，在放映它的时候，不亚于当年放“红色经典”。观众们不仅津津乐道于电影的色彩与技巧，演员的演技，还有巩俐的虎牙与乳房，以及那片暧昧的高粱地。
    第五代在尽情地散布着他们从大地与黄河中汲取的爱与营养，在挥洒他们的现实体验与精神体验，而体制则给予了他们一个美丽的场，让他们在这个场尽情舞蹈与痴狂。
    而第六代呢？
    贾樟柯说，他为《站台》办理了所有的手续，先后通过上影厂、北影厂两次参加审查，但结果却是……
    地下。
    贾樟柯并没有抱怨他们遭受的严苛，他觉得，他们现在依然可以拍片，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其实这与第六代导演无意中，闪现出的整体视角有一些关系。这种视角，过于边缘化，正像他们边缘化的身份一样。
    管虎的《头发乱了》是一堆摇滚青年，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写的是民工与妓女，王超的《安阳婴儿》刻画的是下岗职工与妓女和黑帮，而贾樟柯的《小武》也是一个小偷的故事。那一大堆，与这些题材相关的纪录片，就更不用说了。
    贾樟柯认为，这种边缘性的书写，其实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他们刻画的边缘群体，虽然相对于城市而言是边缘的，但是相对全国的整体状态而言，它也是主流，与大背景下的生存状态是一致的。他说，在北京，出了四环之外，像他们镜头下的人物那样生存的人，大有人在，他们的生存，很有可能甚于他们书写的人物。二是，他认为，虽然小武这些边缘性的人物，生存状况是特殊的，但他们的人际结构却是普遍的，与家庭、与朋友、与爱人之间关系，都没有脱离眼下主流的生活现实，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现实的真实体现。
    在我看来，贾樟柯的这种解释，回避的是一个指向问题，事实上，判断主流与否，现实的判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指向。主流这个名词，带有“方向”性的特征，它是有指向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生存状态，与贾樟柯他们描述的现实并不违背，但这种状态的指向，却是与这些描述相反的。可以说，我们基本的生存指向是现代化，而贾樟柯他们的书写，是与现代化进程相左的东西，或者是被这种指向忽视甚至是无视的东西。
    其实，就艺术的书写而言，它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愈是与主流指向相左的东西，愈是会让人关注与警醒，愈是有一种反差感，愈是会带来震撼。而从艺术的创作角度上，对于反差与震撼的本能性追逐，是所有艺术家及导演的天性。只不过，这种取向，过于集中了一点，几乎成了这一代所有导演的“爱好”而已。
                               解读
    在贾樟柯来青岛之前，我只看过他的《小武》，看这部片子的第一感觉，是粗糙而温暖。
    它的粗糙之处，在于影像的质量。这部用16MM胶片拍成的电影，在电视上看，画面都很粗。余力为的摄影据说在欧洲颇有名气，但你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特点，或许是因为这部影片有着明显的纪录特征，所以镜头基本上是追随式的，没有先见，没有创意，也极少主观。
    一个小偷的故事和一种极平常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使小偷的故事，变得很平和，很正常，像任何一个平常人一样，似乎，他与普通人的区别只在于“职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从这个角度上，这个片子就是温暖的，它温暖地关怀了一个小偷和小偷的义气与爱情，它并没有把小偷放置在我们惯常的价值观之外，小偷小武是那么真实与贴近，就像你一个熟悉的邻居。
    这可以说，是一种人性的温暖。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小偷讲人性？这个问题，会让我们所有的道德判断悬置、落空。
    其实艺术，有时候讲述的就是道德之外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另一种价值观，让我们反思那固有的一成不变。
    对《小武》，我觉得，这个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视点几乎让人看不到弱点。它的弱点，在于讲述的方法。因为有些纪录化的缘故，片子并不是在紧凑的故事立场上进行的，而更像是一篇散文，一篇关于小偷的散文，片子当中状态性的描述，常常出来打断叙事或者干扰叙事。
    这样的感觉，在看了《小山回家》和《狗的状况》，以及《站台》之后，就更加深切了。
    贾樟柯把原定2个小时10分钟的《站台》，拍成了3个半小时，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原因是，他在意于一种状态，进入这种状态之后，他就把戏做足、做满，但他忽视的是，这种足与满，在形成一个序列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太散漫。与此同时，每一个足与满，也会影响到他对片长的控制，因为在面对取舍的时候，他无所适从，他无法割舍任何一次的足与满。
    《站台》里三明的故事就是如此。崔明亮的表弟三明，生活在乡下，为了生存，他与煤窑签订了生死合同。合同最为核心的就是每天可以挣十块钱，如果死在窑中能获得五百块钱的赔偿。三明几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除了傻笑，但在与崔明亮分手时，还是说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让妹妹好好上学，一定别再回来。
    对于贾樟柯来说，三明的存在，事实上是对更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勘探。崔明亮作为在底层中生活的人物，其实还不在最底下，他们还没有生存困扰，但再往下走一走，这种困扰就会冒出来。
    贾樟柯说，三明的故事，源自他的亲表弟，他表弟就是三明，而三明的母亲，也是由他的亲姨来扮演的。
    我觉得，从意义上说，贾樟柯是对的，但从叙事上说，他已经离弃了崔明亮的生活核心，离弃了崔明亮与尹丽娟的爱情，走进了另一端。
    其实这一端，与崔明亮他们的大篷车生活合在一起，应该是另一部影片该承担的事情。
    从《站台》中看，贾樟柯的确要尽情地卸却自己精神上的那块石头，但这种卸却的过程过于漫长。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那些状态是“美的”、是深刻的，但对一部电影来说，过于耽于一种状态，而离弃电影的叙事节奏，就会影响电影被接受的程度。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观赏者对于创作者的认识。我想，那些说这部影片是贾樟柯拍给他自己看的观众，其出发点就在这里。
    事实上，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作为一门存在着局限性的艺术，它有时候就是需要不圆满。而一个艺术大师的功力，就在于如何控制节奏，如何去创造与接近这种不圆满的东西，如何把这种不圆满作为一个空间，一个想象的空间留给观众。大师的成功，有时候，就是一种控制力的成功，这种控制包含了情绪、思考、技术，还有节奏。
    贾樟柯说，他为这部片子，亏进了80万元。这些钱是他从《小武》的发行中挣来的。原本，制片方愿意帮他负担这笔费用，但他拒绝了。他觉得一是应该对投资方负责，二是对自己也是一个教训。
    在酒吧里，我很舒服地听到了贾樟柯的这段话。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这个小个子男人身上的某种极其可贵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叫自省。
                               张看
    无论是看贾樟柯的电影，还是与他交谈，你最大的感觉，只会是两个字：聪明。
    从1995年拍《小山回家》到2002年《任逍遥》入闱戛纳，贾樟柯用七年的时间，走了许多导演一辈子也无法走完的路。
    但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影片，你会发现，他目前仍立意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与题材，他在反复地把握这里面的残酷与诗意。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些残酷与诗意里面有着不同的肌理。《小武》作为一部书写的边缘人的影片，除了其人性化的书写方式获得成功之外，在欧洲，贾樟柯所采用的一种很刻意的技术也获得了成功。
    这种技术，就是噪音。《小武》这部听起来很嘈杂的片子，其声音并不是在现场同期录制上的，而是经过贾樟柯与录音师的刻意处理，一条一条地做上的。
    贾樟柯说，虽然这部影片投资仅有30万，但他花在后期制作上的精力与金钱远远高于这些，其中，后期噪音制作的投入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制作噪音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让电影在声音上有一种音乐效果，所以，他们就像是DJ一样，往上混音，一遍一遍，一条一条地混，直到满意为止。
    仅凭这一点，《小武》就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一些法国报纸还专门就此展开了讨论。
    比及《小武》这种技术上的“新意”，《站台》则是在内涵上寻找到了一种艺术依托。这就是1979-1989十年来，中国的流行音乐。这部影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史。音乐和人的生活状态的变迁相融合，其能实现的意义，可能不看电影，你也会承认。
    而《任逍遥》则用的是DV，这部电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DV技术在中国电影中的一次实现，其技术意义，也已不用多说。除此之外，据说，这部新片，还有些“公路电影”的意思，而这对中国电影来说，也恐怕是极具开拓意义的吧。
    在交谈起对电影的态度时，贾樟柯说过非常坚定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导演，必须不停地学习，除了跟大师学习，还要跟普通的老百姓学习。
    他认为，一个导演要把握现实的题材，就必须融入到真正的底层生活中，必须跟在底层生活的人们学习，感受他们的生活气息。这样，才能拍出不脱离生活的东西。而现在一些大导演，他们整天出入于上流社会和高档的俱乐部，会割断他们与最真实的生活的联系，会给他们拍现实题材的影片带来障碍。
    他同时提醒自己，一个有慧根的导演，同时也应该是个有定力的导演。他最相信这样一句话：“有定无慧，是为痴；有慧无定，是为狂。”
    年轻的贾樟柯能说太多这样的话。很难说清，他的这些经验来自于哪里。
    来青岛之前，贾樟柯去参加了纽约电影节，在那里，他见到了斯科塞斯。说起斯科塞斯，贾樟柯显得很虔诚。
    纽约之行以前，贾樟柯在评价《站台》时，总以为是比较严格、比较细致的了。常被媒体列举的是这样一个例子：文工团在排练时，演员们穿的是丝袜，踢腿时，袜子露出来了。这个并不容易被镜头表现出来的点，曾一度让贾樟柯很恼火，他需要的是手织的线袜子，结果就是剧组满城找袜子。
    但纽约之行以后，他觉得，自己错了。影片在拍摄时有很多地方，还是很粗心，有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拍了，拍了，也就过了。
    当他看到斯科塞斯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纽约黑帮》，而且不放过任何一场戏的时候，贾樟柯才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依赖激情来拍戏了，因为激情并不能遮盖所有的草率。
    贾樟柯在总结斯科塞斯常胜不衰的原因时，除了“细致”之外，还用了“学习”这个词。在他与斯科塞斯谈话时，斯科塞斯的助手进来了，递给老人一些录像带。斯科塞斯说，这是一些年轻人拍的短片，他很喜欢，一有机会，他就会找来看。
    这都深深触动了贾樟柯。
    在我能看到的所有有关贾樟柯的评论中，都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远远地走在了其他第六代导演的前列，令其他人望尘莫及。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评论。
    现实也在表明，贾樟柯已经越来越疏离于以“独立电影”为显著特征的“第六代”群体，当他的“同代”们还在为拍片机会、资金与发行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已经不再需要顾及这些问题了。唯一成问题的是，他的影片在国内的“地下状态”，但这一点，并不是他自己能够解决的。对他来说，目前，能够有权利去拍电影，已经足够。
    他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别被一个对手战败，别因此丢掉投资者和影迷对他的信心与期望。
    而这个对手，就是他自己。
    
    

2002年的某个冬日，当我在魏公村那儿闲逛时，在一家小的可怜的音像店里，我发现了贾樟柯的《站台》的DVD影碟。我估计如获至宝就是说我那时的感受了，因为看过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和《小武》，便一直在寻找他的其它作品，尤其是这部《站台》。
知道这部电影是通过报纸上的娱乐版的报导，大多是这部电影在国外的哪个影展获得了哪些奖。关于影展，原来就对这些东西有些置疑，直到前一阵在网上看到那部《美国美人》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电影评奖中共获得1000多个各类奖项时，就觉得国内某些拍主流商业片的电影导演穿着一身笔挺西装，坐飞机到某个不知名的小国去领奖真的是一件挺好玩儿的事。那时忽然感觉某些影展的评奖委员会，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那些夸夸其谈附庸风雅的名流权贵没有区别，只是以一个貌似公证评判机构的面目出现，但就其内部成员而言，某些人对其所拥有话语权领域的无知是十分惊人的——但他们却左右着大众的视觉、听觉以及脑体内的某些区域。
即使如此，我们同样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外国的那些奖项，就没有贾樟柯今天的艺术成就，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曾经和贾樟柯同样年轻且同样才华横溢的导演们。

应该说《站台》是贾樟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作品，同时也应是他自己最为偏爱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拍这部片子的渴望一直以来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不拍出来我无法投入到下一部片子的拍摄。”
据贾樟柯本人所说，《站台》的剧本从其199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时就已创作完成，苦于当时无法找到投资一直未能投拍，直至《小武》在国际影坛的成功，才让他有能力实现这个长久的宿愿。
当我在深夜两点看完的这部电影，我说不清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虽然我要比贾樟柯小上七八岁，而他大概比他电影中的那些年轻人同样小上七八岁，但电影中那些年轻人所经历的时代却应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即使他们是在90年代以后出生的。但当他们日后长大，回头看这部电影，依然会找到那个时代刻画到他们身体的印记。这或许是因为贾樟柯用一种近乎虔敬的真诚讲述了这个与等待有关的故事，讲述了那个逝去时代里的青春和理想……

《站台》的故事依旧是发生于贾樟柯一直关注的家乡——山西汾阳。如果让第五代的某些导演们来山西选景，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又是极具审美意味的一望无际的黄土坡，或是淳朴的年轻男女在月夜里对唱民歌之类的景象。但在贾樟柯这里，则完全不要指望能看到这类已虚幻得近乎可笑的场面。
在《小武》和《站台》里，我们能看到的将只是破败的县城，那里永远都像是建筑工地那样混乱嘈杂，头发乱蓬蓬的街上行人眼神麻木空洞，街边电线杆上则帖满治疗性病的小广告。在外省你总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像第一次看《小武》时，我甚至感觉那个县城就是我东北的家乡，而我的一个来自甘肃的大学同学，也说他家所在的县城几乎和《小武》中的汾阳完全一样。
事实上，即使今天从北京坐车出城，无论是哪个方向，行驶几十公里后，依然会看到类似于贾樟柯电影作品中的景象。当然后来我发现这家伙即使拍北京城内的景象，也会把它拍得跟县城似的乱糟糟，就像他还在北影读书时的那部作品《小山回家》——在这部短片里他已经显示了一位天才导演的潜质。

影片的开始是70年代末，山西汾阳县城的文工团里的四个年轻人崔明亮（王宏伟饰，就是小山和小武的扮演者）、伊秀娟（赵涛饰，舞蹈专业出身的她现已成为贾樟柯的御用女主角，在《任逍遥》亦有出色表演）、张军（梁锦东饰）、钟萍（杨天乙饰，DV记录片《老头》的导演）在汾阳县文工团过着悠闲平淡的生活。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演出后乘夜车回去的情节，公共汽车里一片漆黑，车内的年轻人们学着火车的汽笛声，他们都要20岁了，但只在电影里看过火车，那个时候火车或许是他们年轻理想的一个寄托……
此时这里开放搞活的标志只不过是被崔明亮的父母视为资产阶级象征的“喇叭裤”，以及偶尔放映便会使县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万人空巷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当拉滋的形象出现在片中小县城电影院的银幕上，曾经熟悉的《流浪者之歌》的旋律重又响起时，我想生于70年代的人们一定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
在山西这个普通的县城里，四个年轻人在拉滋的《流浪者》和邓丽君《美酒加咖啡》的歌声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岁月。由于种种原因崔明亮与殷瑞娟，张军与钟萍的恋爱无法得到各自家庭的认可，生性腼腆而又自尊敏感的崔明亮主动放弃了与钟萍的感情，而张军则在真正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后见识了“花花世界真好”后，回到汾阳后与钟萍未婚同居……

历史发展到80年代，钟萍未婚先孕了，但张军根本不敢与自己的父母说这件事。他们的团长（这个团长应该是北京诗人西川饰演的）带着钟萍、张军到他插队时的乡卫生所找熟人打胎。乡卫生所阴暗的走廊里，响起了钟萍凄厉无助的哭骂声……
而这之后文工团也被承包给个人，变成了到各地“走穴”的歌舞团。
当崔明亮随团到了山西的某个偏远的小山村，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表弟三明。但三明的木讷与苍老与同龄的崔明亮就像是来自不同的世界（让我不自禁地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个成年后的闰土），以致于殷瑞娟怀疑三明是不是一个哑巴。
崔明亮邀顺路的三明乘拖拉机上山，可被三明拒绝了，然后是一个长镜头，三明一个人孤独地爬着陡峭而荒凉的山路……
小村庄的广场响起了“希望的田野”的歌声。不识字的三明请崔明亮代念一份他与村上小煤窑签的合同，上面写着类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如有意外，赔偿500元，日工资10元之类的条款，三明目光呆滞地听完，然后在合同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在歌舞团回程途中，三明气喘吁吁地追上歌舞团的拖拉机，叫下表哥崔明亮并交给他5元钱，托他转交给在汾阳读书的妹妹，“告诉她好好念书，考上了一辈子也别再回这！”
一辆解放卡车载着崔明亮这些年轻人继续着他们的旅程。当他们在一片山谷中停车休息，疲倦不堪的崔明亮在驾驶室里翻出一盘磁带播放，《站台》的歌声响起，“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这时一列运煤的火车开过，从没见过火车的年轻人在山谷中忘情地奔跑着，追逐着，喊叫着，可当他们跑到铁轨上，火车已开远，只留下这些目送着它远去的年轻人……

歌舞团到了大同，殷瑞娟此时已经离开他的伙伴回到汾阳，在税务局找到新的工作。
在大同的一家小旅馆，钟萍说在外面多好啊，也没人管咱们，谁也不认识咱们。正当两人躺在床上构想着美好未来时，却被公安民警以卖淫嫖娼为名抓进了当地派出所。虽然后来被保出，但钟萍在受到这次打击后，永远地离开了她的恋人以及朋友，并从此音讯全无。
在钟萍最后一次出场时，贾樟柯给了她一个全片为数不多的面部特写镜头。在后来的某次座谈中，贾樟柯表示他想通过这个特写让大家记住钟萍这个角色，这个消失在影片四分之三处的女主角。
“那个女孩是我的希望，我觉得她此刻仍然在路上”——贾樟柯如是说道。
电视机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我们可以判断这时已是90年代初。回到汾阳的崔明亮百无聊赖地游荡在汾阳的大街上，此时在街道的两边已经随处可见私人开设的门市商店，而昔日的朋友有的已经成了个体业主，有的则娶妻生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崔明亮见到了已是税务局干部的殷秀娟，两人相对良久，偶尔提及往昔却欲言又止。
但这之后，感觉应该谈婚论嫁的两人还是再次走到了一起。当两人因无话可说而燃起香烟时，殷丽娟再次想起了曾教她吸第一支烟的钟萍……
电影的镜头最后定格于一个普通家属楼内的房间，楼下隐隐传来录相厅音箱中剧中人物的对白，那是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吴宇森《喋血双雄》中周润发与叶倩文的一段对白。
房间已为人妻的殷秀娟正抱着孩子在烧水，衣冠不整的崔明亮则歪在她身旁的沙发上睡觉，沙发上放着有双喜图案的坐垫。
水已烧开，壶盖发出呜呜的鸣声，殷丽娟逗着孩子，却没有关掉煤气。那鸣声越来越响，渐渐掩盖了一切嘈杂的声音……

贾樟柯说这是他的一部半自传的电影，一些情节是以他的姐姐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的，他的姐姐就是当时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贾樟柯第一次看姐姐演出时，姐姐正在舞台上演出《火车向着韶山跑》，在《站台》开始时的镜头便再现了那一幕。而贾樟柯在来北影读书之前，也曾是那种地方小歌舞团的演员，也曾有过到各地“走穴”演出的经历。
片中的演员很多就是贾樟柯小时候的朋友，而谈及扮演崔明亮表弟三明的演员时，贾樟柯说：“演三明的演员就是我的亲表弟，而我本人也真的有过给他读生死状的经历，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之所以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拍自己的电影，真正能反映当下中国某些现象的电影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还有很多像三明那样的人无法表达自己，他们需要别人来替他们表答。”
关于这部很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法国影评人Didier Peron曾撰文如是评价：“这是一部天才的电影，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种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

贾樟柯曾说《站台》的背景音乐是这部电影的第二主演。确实如此，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那些确实会感觉无比亲切。以致于有人认为如果将那些背景音乐做成电影原声音乐碟一定很精彩。当然只要稍加思索后，就会知道这样的提议并不可行。因为作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它们的文本价值要远远超过它们的艺术价值——如果这些歌有一点艺术价值的话。除了那首可以被认为是这部电影某种意义上的主题曲的《站台》，恐怕在我们听到其它那些熟悉的歌曲时，却会有一种反讽的感觉——那些歌曲虽然属于那个时代，却从未真正反映那个时代。
就让我们回想其中的几首吧，例如那首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估计即使是那种最廉价的白酒，对于当时的崔明亮们也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更不用说咖啡了。
那首与成吉思汗有关的流行歌曲，在今天听来已经是近乎荒诞，而在钟萍失踪后，张军像发疯一样唱着其中的那句：“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姑娘愿意嫁给他啊！”——听起来却更像是在控诉着什么东西。
那首曾红遍大江南北的《我的中国心》，让香港的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小个子歌手在内地赚足了人民币，那时的年轻人着魔般地传唱着这首歌，但它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又有什么联系呢？而《路灯下的小姑娘》，只是一首改编自美国某部早已过时的音乐剧中的片段。还有最后出现的《渴望》的主题曲，更是将一种极其廉价的道德灌输给当时的年轻人。
那盒与监狱犯人生活有关的“铁窗泪”磁带，大概也是在那时流行全国的。虽然这些歌未在此片中出现，但较之上述歌曲无疑要更加荒诞，甚至都有了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而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全国的男女老少会对那些“囚歌”那样着迷……

（一篇几年前写的东东　＾＿＾）

   八十年代的生活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不把它搬开，我也许永远也没法做别的事。
                                            ————贾樟柯


  《站台》是贾樟柯最纯粹的个人书写，横跨十年的叙事中每一个细节，细到斑驳的墙上的孩子的涂鸦（“打死贾樟柯”的小噱头），都以某种难以言传的力量让人信服：这就是当年北方小县城里的那个孩子的杂芜的成长历程，是仅属于贾樟柯的纯粹私密的个人记忆。但也因了这种纯粹性，影片扮演了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角色，不管导演本身是否愿意。贾樟柯十分敬重台湾导演侯孝贤，在这点上，影片显然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遥相呼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9-1989年间一系列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均被处理成一个个主人公活动的若有若无的背景，一段从喇叭里传出的字正腔圆的新闻稿，或是墙上一句无关痛痒的政治口号。序幕中，一大群农民聚集在一幅陈旧的壁画下，吧嗒吧嗒抽着能呛出人眼泪水的劣质香烟，用汾阳方言开着最粗俗的玩笑，伴着清痰的咳嗽声，等待着欣赏文工团的演出，而与此形成最鲜明的对比，墙上挂着的是一幅新农村建设规划图：这个场景让你感到荒诞，想笑却笑不出来。

   这样的镜头不胜枚举。崔、钟、张推着单车从广场走过时，广播里正隐隐传来为刘少奇平反的宣告；钟在诊所里扇了张一耳光时，广播里传来国庆35周年阅兵的字正腔圆的解说；崔询问钟父钟的下落时，收音机里是纪录片《河殇》的解说……这些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呈现出来，因为与人物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显得那么可笑，仿佛是拖在兔子身后的一条大尾巴，充满荒诞意味。这一切在西方的视域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下电影人“对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无声的反抗与消解”，而在我看来，它们包含着两层意味：第一层较为简单，导演显然无意对所谓的“官方说法”进行激烈批判，在导演眼中，that’s part of life，它们曾经并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身边，成为指认那个年代的“标签”和特殊符码；第二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导演对第五代做了一番善意的嘲讽。

    或许什么是第六代，存不存在第六代这样一个整体创作群落都还广受争议，但至少在贾樟柯身上，我们看到了明显有别于陈凯歌、张艺谋作品的艺术特质，一种对为第五代熟稔的“宏大叙事”的刻意回避和拒绝的姿态。戴锦华教授曾指出：“为第五代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在历史的叙事中放逐了谎言/年代的同时，他们也放逐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而恰是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通过对小县城的小人物、小故事的持续书写，《站台》等一系列影片拾起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

山西黑窑奴工的事儿沸沸扬扬，我却顾自风花雪月。其实是胸口堵着一团的，该写写了。不写专制下的苦难，这个有的是右派嚷嚷；也不写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这个有的是左派嚷嚷。我就只抒发一下感慨与郁闷，这种胸无大志、对世界悲观失望、悲天悯人之心总灭不了、但又从无实际行动的虚伪的小知识分子的感慨与郁闷。

我就只最片面地说说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那里面看不到黑窑这样明目张胆的黑暗，但是黑暗与苦难都在背后。其实黑矿他也提到了，里面韩三明按手印把自己卖给矿主，每天工资十元，死伤自负。那是资本重新分配的初期，新的疯狂时代的开始。六四他也提到了，大喇叭在车站广播通缉令:“盛志民，男，xx岁，身高xx，xx口音…”，乍一听以为是通缉二王呢，但是最后一句是“精通法语”。贾樟柯跟大家跟自己开玩笑，盛志民其实是他的制片主任，另外一个被通缉的余力为是他的摄影师，而站台的墙上写着“打死贾樟柯”，不仔细就漏过去了。这就是个心血来潮的恶搞么？也许，但也许他的意思是：这些事件都和他相关，和我们自己相关，却仅仅是隐藏在背景里，不内省的人就忽略了。其实中国的一切变革都和大部分具体个人无关，大部分人既轮不上发财，也轮不上受难，但并非因此就真的无关了，那些关联就像这些背景上的声音和杂乱模糊的粉笔字迹。

贾樟柯的作品我基本都看了，每看一部就有很多感触，却总是说不出来。他好像根本不在乎电影的常规，往往一个枯燥的镜头时间拉得老长。不喜欢他的人抱怨他沉闷，好像故意跟观众过不去，但我这种被他触到神经的人看到的是诗意，一种非常独特的、由平庸和乏味、由无所事事没有希望的生活构成的诗意。贾樟柯不嚷嚷，国家的大动荡到了小人物身上全然是另一番滋味，那种激动人心的浪漫劲全无，只是一种对荒谬迅速的适应与麻木。你看到人在这样的境地中无法逃脱，但也并不绝望地活着，他们靠着本能在追求，却又是无谓的追求，不断的幻灭。社会动荡在细节部分也照样平庸无奇，日子总得一天一天地过，北京广场边上的死人在山西小城就是通缉逃犯的大喇叭广播，根本没有一个人在注意听，大家都在忙着赶车。可大动荡里有恒久不变的东西：恒久的追求和恒久的挫折，不断的希望和希望不断的破灭，即是那个特定的国家与时代的、特定的人群的，又是站在这一切之外、总也不能被克服的人世悲剧，一代又一代人，总归抑制不住地去这样。就像那个关于火车的隐喻，（这是《站台》一片里最打动我的一个隐喻）：

火车好像一个魂一样绕着影片不散。一开场就是火车，文革刚结束，舞台上还是文革风格的演出，几条胳膊假扮火车轮子转，口呼“呜----呜------”，可是演员们竟然没有一人见过火车。影片结尾也是暗示火车，可又是假的，那是个烧水壶的哨子，声音却和火车叫一模一样。心比天高的姑娘到了还是嫁了崔明亮，生活变了一点，但其实又没有改变多少。他们的孩子如同他们当初一样着迷火车的声音，以至于对着开水的哨声咯咯笑个不停，可那是否又会是一场虚幻的梦呢。但愿那孩子终究能赶上火车吧-----火车，也许就是幸福。这一班人以各种方式挣扎了许久，唯一一次看见火车却只是个尾巴，那是在下乡演出的山野路上，当听到远处汽笛的声音，一群人狂奔好几百米，却终究没能追上，甚至没能完整地看到火车一眼。他们终究是一群被留在站台上的人，如同世世代代大部分的人。

去年冬天看《小武》，是两张不知经过多少次反复转刻的VCD，模糊的图像跟电影中喧嚣的县城和嘈杂的声响倒也相配，中间还漏掉了一段。就在那样的喧闹中，我认识了小偷小武，熟悉又陌生，就像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内心澎湃而嘿然无语，贾樟柯，这个已经快成为时尚符号的名字才算真正地驻扎在我心里。从电影里第一次看见我的生活，有意无意地，又开始对中国电影多了些新的期待。现在，日本人制作的《站台》来了，是DVD，画质好很多，随着导演指向更加清晰明确的目光回望，再次看见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150分钟，恍惚间已是十年，小偷小武倒回去成了文艺青年崔明亮，依然固执地没有多少话，依然是那一副百无聊赖、无可无不可的表情。到了结尾，当十年前的那场雪又一次及时落在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时候，我也再一次遭遇了现代科技的玩笑，电视机上变为一片黑屏，只有断断续续的各种声音在我的房间里回荡，像崔明亮那不尴不尬的笑和老是晃来晃去的身影。我没有关碟机，闭上眼睛，听了十来分钟电视，聊聊陈年旧事、故友消息，水开了，婴儿闹了，年轻的母亲在细语安慰，然后是音乐，结束。其实看了介绍，结果早知道了，这黑屏反而另有一种歪打正着的幽默，当年年轻的期待渐行渐渺，终归于无，站台，火车，已属另一个时代，结婚，生子，居家度日，年复一年，心里的那一道门慢慢合上，最后也像这黑屏一样，很少有光能透过来，这就是崔明亮们现在的生活。但电影所引发的某种情绪却透过了这道门，如水般汩汩滥漫，让我一夜辗转。

是的，情绪，《站台》对我首先是一种情绪，像是打开通向过去之门的咒语，通过观看这个奇妙的仪式，唤醒我蛰伏已久的记忆和情感，那是肮脏混乱的小城，黄土残墙上秋草在风中摇曳，总是奇怪地挖了又铺、铺了又挖的马路，破旧的青灰砖房和砖墙上白漆书写的美术字标语，懦弱又义气的酒肉朋友，倒骑在货架上慢悠悠地扭来扭去的加重自行车，狼嚎般的歌声在暗夜的大街枯涩回荡，躲躲闪闪、无疾而终的爱情，少男少女自尊敏感又自卑退避的心灵，唯恐受伤的灰色生活，无处躲避的窥探眼睛，还有一场露天的老电影、三毛钱的香烟、港台流行歌曲和半导体。或许这些少年的怀想和忧伤微不足道，与电影里的人物毫不相干，但对我，它们曾是青涩生命上演的背景和青春记忆里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

对不起，我想在文字里竭力隐藏的另一个我又冒出来，固执地抒情、怀旧，这只能说明我的确被《站台》打动了。可我的本意是要说它让我的期待有些落空，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本希望它更加深入地进入我的内心，希望和绝望都同样触目惊心，就像当初看《小武》，在同样浓烈的情绪背后，还有让我震撼、激动不已的东西，如同霸王的长叹，冲击我的心灵。看来，文字真是一种不可轻易相信的东西，或者说，人的情绪本来就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理喻。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电影上来，用所谓的理性眼光来看看小武是怎么就走到了站台。

《小武》是贾樟柯的成名作，《站台》是其后的作品，按贾樟柯本人的说法，作为剧本，《站台》却成于《小武》之前。不过，拍摄顺序的颠倒是有道理的，仅就电影来看，我感觉《站台》好像本来就应该是后面的一部。《小武》结构单一，故事纯粹，只把镜头对准一个人，直抵内心，感情丰沛，浓重的悲情和无奈化为如同铅一样有质感的空气遍笼小城，将小武和观众的心灵紧紧相逼，一个年轻人久久压抑的情感终于等来机会，用电影来了一次巨大的释放。小武心情跌宕，去曾经共患难如今已经发达的儿时朋友的家，那一段不见其人，只有晃动的镜头在狭窄的小巷穿行，配合《霸王别姬》的铿锵音乐，任谁不会心如鼓擂？

到了《站台》，时间跨越十多年，人物多起来，结构庞大，不易把握，比起探索人物的灵魂，导演似乎更感兴趣作时代记录，情感的浓度淡了，冲击力小了，代之以弥漫两个多小时的片段情绪和时代沧桑感。就连《站台》这个片名也是刻意而为，其寓意和所蕴含的特定情绪是不言自明的。结果，在影片内在的节奏上，前半部分太紧，很多地方没有使上力就过去了，而且急于表现出时代的变化，看片的过程中我常常从前一个桥段就能猜到后一个镜头是什么，比如在车上唱了篡改歌词的时代歌曲后，接下来肯定会挨批，挨批之后去烫发，一定要出现批评崔明亮时团长提到的宣传计划生育的队伍，时代特征是有了，但感情也冲淡了，很少使人在心理上的产生大的起伏。后半部分则太散，好像只是在看一部关于大棚的纪录片。《站台》作为贾樟柯首部剧作酝酿数载，也许只说明导演心里有太多埋藏许久不得不说的话题，和他对于电影有着一种宏大叙事的野心，事实上也有人称这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史诗片。可是仅就这两部作品而言，后者时代感来得太牵强了些，个人命运和情感冲击带给我的感动显然要大于时代变迁的感慨，余音袅袅的霸王悲歌化为了一声雪地上隐隐约约的叹息。

时代符号除过道具、场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人们根本不可能回避——声音。《小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符号，《站台》这部刻意记录时代的电影，声音更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铺天盖地而来，电影录像，诗歌朗诵，广播评书，流行歌曲，新闻广告，甚至国庆阅兵的现场直播。我得承认，在电影中的那十年，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记录声音，的确也是记录时代的一部分。但声音的密度太大，无处不在，就使电影少了应有的从容，老实说，还让人心烦。生活事实如此，却又不尽如此，导演应该知道生活的真实不完全等同于艺术的真实。用这些声音符号来表明年代，也没有什么错，但起码显示了导演本人对于控制这个题材和影像及人物的不自信。而且就是对声音的运用，很多地方也显得生硬呆板，全不如导演对长镜头那么控制自如。比如空荡的院子，几个人在取自行车，高音喇叭里播放给刘少奇平反的新闻，给这个镜头似乎只为了加入这段广播。钟萍做流产手术，医院走廊里回荡着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直播，可能意在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对比，也实在是太突兀了。

不过，就像《小武》里的《霸王别姬》，运用得好，仍然有些声音会长久响在我们的耳际，久久不散。昏暗灯光下空旷的办公室，半导体里播放着苏芮的《是否》，尹瑞娟胡乱翻翻文件，然后随着音乐缓缓起舞。固定长镜头里，是她现在安定、清冷的生活，多年习练的舞蹈表明了情感的指向，歌声里的矛盾和询问，则泄露了她的寂寞和犹疑，“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那是一遍遍对自己的探询，静静的舞蹈和弥散的歌声搅动满室越来越深的孤独。

所以，如果我是导演，会去掉某些大而无当的声音背景，以及声音强大到成为主角的场景，使电影显得更朴素和直接；我会放下作时代记忆的雄心，割舍掉关于大棚、关于三明的那些戏，把镜头对准四个年轻人，着力捕捉他们的生活细节，试着更深地接近他们的内心。时代是真正的背景，打动人的，始终是那些在时代的风浪里载浮载沉的生命个体的灵魂。这样做了，也许胶片上并没有刻意为之的年代符号，但时间会以另一种真实可感的质地留在每个观众的心里，就像《小武》里已经做到的那样。而无论我指责这部电影有多少毛病，却仍然禁不住要被它感动，为它写下这些字，也同样是因为散落在片中各处的对于小人物的真诚关怀。

这次的摄影依旧是香港的余力为，构图在不经意中显示着极度的精心，固定及移动的长镜头运用更为出色，安静而克制，小心翼翼地观察和呵护着这些年轻人敏感而深藏的心灵秘密。

电影开始不久，积雪未融，冬天的城墙下，尹瑞娟对崔明亮说要去相亲那场戏，摄影机远远地在城墙另一边，一动不动，尹瑞娟说一句，崔明亮就说声好，尹问崔，她要相亲，他怎么这么高兴，崔说没什么，墙根下他刚才站过的那个地方，干枯的麦草被他扔的烟头点燃，火苗越蹿越高，我们看不见他的表情，但分明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像那火苗，微茫而执拗。镜头一转，夜景，开挖得一片荒芜的街道，他静静盯着照相馆橱窗里尹瑞娟的相片，然后转身没入夜色。当尹瑞娟告诉他，他们不可能结婚时，也是在那段城墙下，但换到了另一侧，崔明亮只说了一句：“你说得都没错。错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说得太晚了。”他跨上台阶径自走了，尹瑞娟在后面叫了声他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踱到他们上次站的那一边，玩弄着发辫，太阳明亮，暖暖地照在她的身上，许久。也许只有太阳知道姑娘的心事。

张军和钟萍是另一对被导演倾注了很多感情的恋人，特别是钟萍，虽然单独的镜头不多，但每个镜头里的她都是那么舒展美丽，而且还特意给了她一个极少见的特写，使这唯一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的形象在胶片里永远定格，也永远地与这个小城有着些距离。懦弱的张军，只有在失去她之后，好像才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爱和为爱而苦，黄河边无语的他和片尾在院子一角悄悄剪去长发的镜头不禁使人恻然。

三明的故事虽然对电影来说是一个显得太庞大的枝节，可是关于他的每个镜头都拍得蕴藉感人，相信很多在农村长大的观众一定会为他对姐姐的感情与付出而动情。我要说的是另外的细节。三明去私人小煤窑找工作，崔明亮帮他读生死状，读完却坐在木头上，只问他听清没有，然后就看他去按手印，领衣服。摄影机只是旁观，没有批判煽情，就是在这样的无情现实里，我看见每个人的无奈。演出结束，三明和崔明亮蹲在梁上眺望远处的县城，他递给崔明亮一张相片，崔说挺漂亮的，问他是谁，他不答，接过相片，小心地放在帽子里。镜头始终对着他们的背，克制着想要看一看相片里人的冲动，也丝毫没有强迫三明回答的意思，导演对人的尊重不由让我感动。

就像这样零零散散让人动情的场景还有很多。作为整体，这部电影还不够好，但我看得到在每个镜头、人物背后，都藏着贾樟柯的关怀和真诚，那种关怀不是中国人向来习惯的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而是真切的同情和感同身受；那种真诚，让我们触手可及般摸得到他的心跳。就因为这些，我仍然喜爱这部电影，并且仍然希望看见他新的汾阳故事。

因为这样的情怀和运镜，也有人把贾樟柯称做大陆的侯孝贤，如同称侯孝贤是台湾的小津安二郎。其实每个导演形成他的旨趣和风格，乃因为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小津的时代，日本的人情社会在现代正逐渐解体，风雅不再；侯孝贤经历了乡土台湾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贾樟柯的晋中小城，既有价值均被无情碾碎，在废墟之上茫然徘徊。所以小津的淡味至真，侯孝贤强烈的沧桑感和深重的历史意味都是无法仿制的。而贾樟柯，也是唯一的一个，当代中国的贾樟柯，还达不到大师们的高度，因为年轻人的迷惘，紧绷忍耐的神经却怎么也压抑不住释放的欲望，他的情感与表达才与我们的经验如此相近，如此深地进入我们的感动和记忆中，和我们分享彼此的生命。那长长的站台，没有冬冬的站台那样温暖明亮，承载着任何一个80年代中国小镇青年的憧憬、无奈、茫然和自尊，穿越重重的记忆隧道，剥离市声喧嚣，渐渐向我们走来，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如此感动，如此令我伤怀。